来自 宗教 2019-11-16 00:17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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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动物何以可能?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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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解放》

道德是立足于不同的哲学和宗教体系而产生的,其高度就取决于这种哲学和宗教的高度。反过来说,如果这种哲学或宗教存在局限,也会影响到由此派生的道德。

澳]彼得·辛格着

人类提倡道德,本来是要解决问题的。但如果道德本身存在缺陷,就会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带来其他困扰。又或者,在这种道德和那种道德之间,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冲突,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祖述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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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道德的局限。一般宗教的道德,是立足于对神的信仰。尤其是一神教,特别强调神的唯一性——只有我信仰的才是真神。于是乎,这个唯一和那个唯一很容易产生对立,进而导致宗教之间的冲突,甚至升级为战争。从古代的十字军东征,到今天的巴以冲突,这种灾难从未停止。

2018年8月出版

此外,神本宗教还存在信徒和非信徒的界限。基督教中,凡是信主者才会成为上帝的选民,受到神的恩宠,在死后上升天堂,而其他人则会在末日审判时落入地狱。印度婆罗门教中,则将人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种姓,生来就有贵贱之分。之所以会有这些区别,因为他们是在梵天的不同部位出生。可以说,是神决定了他们的生命道路,造成了这种不平等。

448页,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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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艺复兴后,人本思想逐渐成为主流,以人为万物之灵,而地球上的一切都应该为人服务。当人类只考虑自身利益时,必然会带来自我扩张。在国家和国家之间,会因为抢夺资源引发战争;在人类和动物乃至环境之间,会因为人的利益伤害动物,破坏环境。

文︱王林亚

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背景下,人的利益被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判的依据。简单地说,就是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这一定位使地球资源迅速地被消耗,被污染,也使无数物种濒危或是被灭绝。仅仅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么做似乎天经地义。但这种观点是狭隘而短视的,事实上,人类正面临生态持续恶化带来的危机,并已深受其害。在这条不归路上,我们还能支撑多久?

几千年以来,人类中心论价值观一直主导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毋庸置疑,这种价值观在改变人与自然的原始关系、提升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上曾起过决定性作用。但之后这种价值观逐渐变得极端化,充斥着人类利益居于绝对首要地位的论调。甚而,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认为,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界的动植物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任何谈及人与自然界之间伦理关系的论断都毫无任何意义。

所以现代的深层生态学,特别强调生态中心主义。人应该把自己作为地球生态的一个环节,而不是中心。所有生命是平等的,人和环境也是相互依存的。只有这种建立于生态中心主义的道德,才能长治久安,真正有助于环境保护。否则,所谓的环保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为我所用,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征服和开发自然环境一度成为掌权者的主流话语,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如英国历史上着名的圈地运动、美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西部开发等。此外,这种价值观还给动物带来深重的灾难。历史上各类动物制品极大地满足着人类的物质需要,如北美早期发展史上着名的毛皮贸易,极大地满足了欧洲贵族上层社会追逐时尚的需求,但却是以北美大陆的海狸、野牛等毛皮动物的灭绝为代价的。

由此可见,如果道德自身存在局限,只是从某个角度看待问题,制定规则,而不是立足于圆满的智慧,就会在满足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带来其他问题,甚至给人类乃至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其实,“动物为人类食用”由来已久,确切地说,人类天然地将动物置于从属于人类的地位,这种态度根深蒂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主要根源于犹太教和古希腊文化两个传统。《圣经·创世纪》宣称,在上帝创造的所有存在物中,人类是他最喜欢的,并希望其“生育繁衍,布满和征服大地;统治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行走的各种动物”。上帝赋予人类在宇宙中一种特殊地位,并明言由人类统治一切生物。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主张自然界的等级结构特征,即“植物为动物而存在,非理性的动物为人类而存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时代,虽然人类在世界上的位置的现代观念大大提升,但人类对动物的态度非但未有明显改变,反而在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论证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他看来,动物充其量就是一架无感觉、无理性的机器,像时钟那样转动,感觉不到痛苦。动物机器论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活体动物实验开始成为时尚,一度推动近代科学走向繁荣。一言以蔽之,这种带有强烈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人与动物关系不但根深蒂固,更伴随人类迈入工业文明时代,甚至延续至今。

不过,在人类中心主义这一主流话语之外,非人类中心主义也开始萌芽。十八世纪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质疑的最具代表人物是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他是从人的角度论证动物伦理地位的第一人,认为判断人的行为是否合理应以该行为能否增进当事者的幸福为准,且受这种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的利益都应该考虑在内,并指出人类的道德关怀应诉诸在动物身上,减少对动物的痛苦并结束对动物的残忍行为。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欧美诞生了由亨利?塞尔特等人主导的一系列动物保护伦理学说和仁慈运动。不过其局限性在于关注的动物个体主要限于家畜和实验室中的动物,而且他们并未给出任何解决方案,反而在面对人类生活习惯时出现了退缩的迹象,如边沁总会降低论据的标准,用“仅因为我们喜欢吃肉”这样的理由为容忍人类食用动物开脱。但他们在超越传统的道德共同体方面迈出了艰难一步,为之后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说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二十世纪上半叶,人类在见证工业文明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被其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所困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种子开始孕育。德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t)在1923年出版的《伦理与文明》一书中提出了着名的敬畏生命伦理原则。他对伦理学重新加以界定,其核心是人类对世界及其遇到的所有生命的态度问题,即是敬畏人类自身和人类之外的生命意志,生命没有高低和贵贱之分。这一论断超越了传统的伦理学研究,将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囊括其中。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美国环保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中文版为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是其代表作,他提出的大地伦理学说是指由土壤、水、植物和动物等组成的生态共同体。他摒弃了先前那种人类对共同体的征服者角色,代之以普通成员与公民的角色,而且人类应当负有维护大地金字塔结构的积极义务,尊重每一位共同体的成员。敬畏生命和大地伦理学说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奠定了环境伦理学发展的基础。

《沙乡年鉴》,美]奥尔多·利奥波德,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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