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小说 2020-02-13 04:00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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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虎虎生威

  画完最后一只虎,已是凌晨两点。远处隐隐约约地有鸡鸣传来。通向市区的马路上间隔好长才驶过一辆车。两旁的路灯发出清冷的光,显得很是孤寂。攥起那枚橘红寿山石印章,宋博文感到一丝微微的寒意掠过了指尖。这时,他才忽然意识到,他的各种感官几乎休眠半年。他点开手机的日历:农历七月初八。没有误事,离七月初十周县长的生日还有两天呢!宋博文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气。接着,他似乎还有些不放心,轻手轻脚地将画案上半卷着的画作铺在客厅的地板上,近观远瞧。看着,那画面上的一只只老虎,就晃晃悠悠幻化成他哺育的一个个的儿女。他们笑啊闹啊,真逗人喜欢!他想,周县长展开画卷,一定会说“真威武”。然后,然后,他就掏出村长国忠给他的那个申请报告……墙上镜框里老伴那双明亮的眸子似乎写满了肯定和赞许。不睡啦!平素熬了夜,他都要在天明的时节迷糊一阵儿的。今日他怎么也不能睡了!
  下楼梯时他的脚步放得很轻,很慢。包括穿那件儿媳妇陪他旅游时买的咖啡色夹克衫,包裹十米长的《百虎图》,他都是蹑手蹑脚。胃切除手术后儿子、儿媳妇够操劳的啦,再不能给他们添一点麻烦了。更重要的是,儿子儿媳妇对他所作的“事儿”,压根反对,他不想惹他们烦。记得村长国忠送来邀他参加村里“文化广场”剪彩仪式的请柬,送走客人儿子就阴沉着脸说:嘁,捎上千儿八百块拉倒,咱人不去。他一听心里就窝火。他用发颤的手指着儿子喝道:你给我闭嘴!钱比人还重要?咹?!
  然而,他刚下到楼梯转角,就看见儿媳妇小霞站在客厅的餐桌旁摆放碗筷。儿子送孩子上幼儿园去了。他父子俩除了节假日是不在家里吃早餐的。孙子三顿饭都在幼儿园吃,他说谁在那儿吃的快,阿姨就给谁手背上画一朵小红花。很显然,儿媳妇为了给他做早餐早就起来了。到这时,他才意识到儿媳妇是多么心细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她都看在眼里,并悄无声息地暗暗协助。他洗簌了一下就站着一手抓鸡蛋一手攥奶盒吃起早餐来。往常是一桶特伦苏纯奶,一颗笨鸡蛋,三片牛肉,一盘炒豆腐(或炒豆芽、白菜),一盘泡菜,半块两搅面馍。今日又多了一盘过油肉。但他顾不上捞筷子。儿媳妇劝他说:“多吃点,展览开幕完了还不知到多会儿呢。”他打着呃儿,嘟囔着推开了房门。
  他要在七点五十前赶到周县长家。村长国忠都给打听好了:周县长每日七点起床,打半个小时的“陈式太极拳”,然后吃饭,七点五十坐车去上班。
  他发动了电动三轮车。两旁的法桐、国槐,地里的玉米、高梁向后掠去。头上的路灯衬着灰白的天空,显得那么失真。每每遇到这种情形,他就感到揪心。他容不得一星半点的浪费和糟践。就拿这辆三轮车来说,他认为就是多余。起先他到公园写生,就骑辆旧自行车。儿子硬是自做主张给他买回来这辆“爱玛牌”三轮车。同时还在拖斗里摆上了折叠躺椅、马扎、遮阳伞、暖水瓶。
  十几分钟就驶上了汾河大桥。他放慢了速度。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半年光景,这里竟变成了一座水上公园。他曾听人说县上在搞汾河深度整治,但想不到“治”成了公园:橡皮坝截住的河道里停泊那么多花花绿绿的游艇,两岸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红花之中,昔日的衰草败叶置换成了草坪奇木。这一切笼罩着薄薄的晨雾,飘飘忽忽,朦朦胧胧,俨然一幅大写意江南水乡长卷。不知什么原因,此刻他蓦地想到了沿汾河往上三十几里他的故乡。那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那时,几乎整个夏秋两季他与伙伴们就在汾河滩里度过。割草,游泳,捉鱼,游过河去到河东偷杏儿。一个人爬上树杈使劲摇几下,下雨似的杏儿就砸下来了。那黄里透红的圆圆的杏儿,想起来人就流口水……考上学他就渐渐地远离了那种生活,父母病逝后他就更少回去了。但他仍然挂念老家。他也萌生过回老家小住几日的念头,但终究没有成行。
  过大桥是个十字路口,再过去二三十米路北就是几十层高的新医院。就是冲这一点,儿子才在汾河西的开发区买了现在住的小二楼。当时他有些愧意地说:“大人看病近了,孩子上学却不方便了。”儿子淡淡一笑:“小孩子吃点苦有好处。”其实,他心里明白,儿子的潜台词是“你的日子还能有多久。”
  周县长住着城东的一座独院。天蓝色的门眉上嵌镶着“树德滋荫”几个鎏金大字。宋博文含頜一笑。他知道这句从《尚书.泰誓下》衍变而来的匾额的蕴意。末尾没有落款,但宋博文一看就认出是周县长的字体。教师范时,他虽只临时代过周新民(现在的周县长)一周课,但那时的周新民就写的一手好毛笔楷书,多次获得县市大奖,他对这个与自己爱好相似的学生很关注。墨绿色的大门紧闭着。他伸出食指想撳门铃,一看表不到七点,就缩回了手--村长国忠再三嘱咐他,见县长不敢大意,去迟了不行,去早了照样不行。南边有音乐徐徐传来,他知道那是晨练的人在新建的休闲绿地做操呢,他决定去踅踅。
  这是沿城边一条涧河修建的绿地。各种树木分出了大小不一的活动场地。穿红红绿绿的老头老太太踏着舒缓音乐节拍,舞剑挥扇子,打拳,做操。有几位认识的退休老教师,热情地与宋博文打招呼、寒暄。同在语文组共事多年的焦老师,杵了他一拳,一边扭胯摇头,一边揶揄道:
  “贱骨头,寻思过啦,也来玩儿?”
  宋博文搭讪着走了。在他印象中老焦就是个只知道玩儿的“花花公子”--象棋、扑克、麻将甚至围棋,没有老焦不会的。他才顾不上玩儿呢。刚退休,县关工委就聘请他做了辅导员,给这所小学讲座,给那个所高中演讲,遇到节庆更是忙得不亦乐乎;胃切除手术后,他主要的精力投放到画猫儿上,他想给至亲厚友每家创作一幅代表他最高水平的画作,留点念想;今年又改玄更张创作《百虎图》,哪有空闲到这儿蹦蹦跳跳?
  转着转着,他就来到了绿地的中心广场。是人老了就容易激动,还是咋的,当他听到伴舞的乐曲,瞅见一场子男女陶醉在音乐里,像天鹅似的翩翩起舞,他心里忽然涌起一股酸楚--他想起了在坑坑洼洼的土场上敲鼓扭秧歌的老家的妇女们,想起了蹲在老供销社台阶上无聊地晒太阳、斗嘴老头们(其中不少是他的发小),想到了与自己一样越来越衰老的村巷的路以及坍塌、倾斜的老屋旧墙……离村时回首一瞥,他诘问自己:人们说的“有出息”就是指离开家乡吗?而且离得越远“出息”才越大吗?难道自己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努力努力”就是为了逃离老家吗?逃离也罢,你“出息”了,你为孕育你生命的老家作了些什么呢……没有,一丁点儿贡献也谈不上……
  愧疚和自责在今年春节更加洶涌地向他卷来。
  那是正月十五的事。年前,村长国忠就亲自送来了大红请柬,邀他回村参加“文化广场”剪彩仪式。尽管儿子、儿媳都不赞成他回去,但他还是坐上了村长国忠接他的小车。孩子们哪懂的他的心事?父亲出殡的情景他刻骨铭心:棺材抬到两根碗口粗圆木扎成的架子上多时了,十几根“抬杆”也插进了绳索里,但助丧的邻居们手揣在袖管里,眼睛瞟着他,抽烟,叽叽咕咕说闲话,就是没人捞杆。头顶,乌云越积越厚,潮湿的气流随西北风在村巷里翻卷。自幼他就知道,“拾不起杆”(没人捞杆)是农村最丟人不过的事。让灵柩淋雨更是不吉利。他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一遍又一遍地挨个敬烟,还是没人动弹。
  “叔,看在我爸的面上,你就发话起灵吧。”他带着哭腔哀求老支书焦世友。
  “不关你爸啥事!”
  “要不,我再多发几条烟,行不?”
  “村里人啥也不稀罕!”
  “哪……”
  “娃,长个记性!”焦世友用夹着香烟的两个有些变形的手指头往地下指了指,“跪下。”然后转身高喊:“孝子扣头谢大家啦!”他磕了三个头,助丧的小伙子们,风卷残云似的,呼啸着,抬起杆子,一口气就抬到了墓地。
  他回到久违的老家。一下车,惊天动地的锣鼓倏然响起。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两个满面春风的年轻媳妇就围了上来,将一条大红绸被子面儿斜披在他的胸前。村长国忠两只手在空中压了压,全场霎时静了。国忠问:
  “咱村培养出来的大才子回来了,大家欢迎不欢迎?”
  伴着短促的锣鼓声,大伙齐喊:“欢迎!”
  “大伙高兴不高兴?”国忠又问。
  又是锣鼓声,呼喊声。
  国忠的手又在空中压了压,扯着嗓子发令:“哪还等毬啥,破上命得敲,破上命得跳!”
  宋博文有种新媳妇刚下婚车的感觉。秧歌队在前头开路,接着是花花绿绿的扇子队,尔后是锣鼓队--他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骑在父亲脖子上看父辈们敲锣打鼓。高个子保迁把那饶钷翻飞得让人眼花缭乱,到了人麇集的十字路口,锣手们将扎着红缨子的锣槌扔向空中,在观赏者的惊呼声里重新接住,摇头晃脑,结成对子,进进退退,大开大阖地宣泄癫和狂。宋博文被村干部簇拥着,昏头昏脑地在村里转了一大圈,最后落脚到村东头的“海平酒家”。
  宋博文真钦佩村长国忠的细致。酒桌上的扫帚苗不烂子、炒南瓜花、蒸红薯玉米都是他的“最爱”。儿子倆口子再三嘱咐他不能喝白酒。但那经得住国忠和村干部实诚而巧妙的劝酒?不一会儿,他就感到头有些发飘。这时,村长国忠给自己倒了一茶杯白酒,端着站了起来,豪爽地说:“叔,侄儿也不绕弯子了,侄儿有事求你--”其他人补充说,“哪里哪里,是全村人的事。”“对,是全村的事,”国忠说。“侄儿先自罚一杯,”国忠一仰脖子,喝了那杯酒又说,“你病了咱不知情,更谈不上照顾啦!”副村长憨娃酒量有限,见国忠喝得猛,他也跟着喝了一大杯。酒劲一下就冲上了头,说话也就嘟嘟哝哝。他附和说:“实在不知情,实实在在不知情!”国忠斜了憨娃一眼。宋博文忙站起身说,“不客气!不客气!一家人不讲两家话。”
  “好!一家人不讲两家话。那我就说啦?”国忠说。
  “只要我能办的,你尽管说。”宋博文有些动情地说。
  大致情况是:新换届的班子想争取当个“美丽乡村建设”的试点。去年,已请省城一家甲级资质的公司做好了“美丽乡村设计方案”,根据“一事一议”程序,村民代表、村干部、党员代表共同研究通过,自筹资金三十万打入专户,申请递交县上半年了,一直没音讯。听说,各村冲着县上大额度的扶持资金,都想搞,竞争很是激烈。永乐村县上有“关系”,人家的工程已启动。宋博文县上有“关系”,因此求他。
  宋博文觉得好笑:“我一个教书匠,能有啥关系?”
  “周新民是你的学生不?”国忠问。
  “算是。”
  “他是副县长,就他分管。”
  “多年不交往了。”
  “你老人家又谦虚了不是?前几日电视里周县长握着你的手握了足足有二分钟,对你那个尊重劲儿,谁看不出来?”
  “人家那是给我提意见哩,谈啥尊重不尊重。”宋博文想起那天老年书画展上周新民主持开幕式后观看他画作的情景。
  “啥意见?”国忠急切地问。
  “人家说少点虎气。”
  国忠拍了一下手,兴高彩烈地说:“这就对上号了--”国忠又喝了一大杯酒,抹了抹嘴角接着说,“我调查过了,周县长就喜欢老虎画。原因也不复杂,他,他家属,他女儿都他妈的属虎。你说妙不妙?博文叔,你明白了吗?”
  “不明白。”宋博文摇头。
  “嗨!叔,你别,别画什么猫猫狗狗的了,就画老虎,一百只老虎……然后送给周县长,那报告还愁批不了?喝,再喝一杯!”国忠又举起一大杯,身体有些摇晃。
  “你死,死了,全村,给,给你披蔴戴孝,孝……”憨娃咕哝了一句,溜到了桌下。
  “可是,可是,我……”
  “喝,没鸡巴可是……喝……”
  七点四十分,宋博文返回到周县长大门前。桔红的太阳高高地搁在霍山顶上。路旁的果树抖落了一身的露水,一缕一缕地飘出若有若无的甜香。远处传来越来越响的人喧车闹。他怀里抱着《百虎图》,手指犹犹豫豫地摁向了那个能折射出人影儿的门铃。一断耳熟的乐曲响起。足足响过一分钟,没人开门。他又重新摁了一遍门铃,还是没反应,他着急了,就用手拍起铁大门来。起先拍得轻而慢,后来就重而急了。忽然,铁门嘎的开了一道缝,探出个十几岁女孩的头问找谁。他说找周新民。说着,他还有意将那卷画往胸前移了移。那女孩又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微微蹙起眉,又问他他是哪位。他一生教书,哪遇过这样的盘查?他回答“周新民的老师”时就带出了不耐烦。不承想小女孩比他还有脾气,扔出一句“单位找”,大门就“啪”地关了。
  县政府大楼的墙体玻璃熠熠生辉。
  正是上班高峰,大小车辆,摩托、电动、自行车以及步行的人员,行色匆匆地往里涌。他也混在其中想冲进去。门卫老头一把抓住他的车把,喝道:“这里是自由市场?闯什么闯!到信访局去。”还好,门卫老头听他说找周县长,一下热情起来,连说,“快去,快去,赶得正好。”三轮车停在了门房东边的空地上,宋博文向政府大楼走去。国忠好像早有预感似的,前几日就告诉他,周县长在政府楼背后的一排平房里办公。

上校不是上校,是我们的老师。
  早先他是我们村许司令一个姓薛的团副,平常的工作不外乎收收文件,倒倒水沏沏茶,很难说有什么级别;1949年后他流落到我们村安家落户,不知什么人见他称呼中有个“团”字,又高大彪悍,走起路来,挺胸抬头,上嘴唇上趴着一条细微的疤痕,操着不很明显的外地口音,显出十足的军人气质,就展开想像的翅膀提升团副为团长,团长当然就是上校。但随着岁月的更迭,“上校”的含义离原先的意思越来越远。
  村里人逐渐认识到他是个:匠人。
  他是我们一带印花袱子的创始人。他用捡来的费旧纸张作材料打坯子,等晒干后再一刀一刀刻成“鱼儿钻莲”、“凤凰牡丹”几种图案的版,然后在版上涂刷颜色进行印刷,最后再水煮半拉个钟头,印花袱子就大功告成了。几年后,他又改纸版为塑料刻版,改水煮为水蒸,用色由原来的红黄两色,增加到了五六种,而且还把印袱子扩展到印制床单、门帘、窗帘、儿童穿的老虎衫、五毒裹肚,印花图案也增添了梅兰竹菊和结合形势的宣传表识,满足了村民饥渴的精神需求,据说,县上领导还把石止印花袱子当作礼品赠送给日本友人呢。有一次,饲养处续建了一间马房供枣红马下驹用,这天,枣红马努出了马驹的半个脑袋,再无进展,眼看天越来越黑,电工到公社去培训了,饲养员老刘寻出的电线又短一截子,急得队长百川头上直冒汗,就“带巴儿”训斥老刘,“那会儿吃鸡娃子屎去了?”老刘也是个轴脾气,一听百川的话,把电线掼到地下,脸红脖子粗,冲到百川跟前就要理论。“慢着!”人们看见上校一边推开老刘,一边捡起电线,麻利地将两股线撤开,接在一起,钉在墙上。接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截铅笔,与刚钉上去的电线平行,重重地画了一道黑线,人们还没反应过来咋回事,电灯到亮了。闷娃问:“怎么弄得?”上校边走边答:“你没学过,铅是导电的吗?”
  过后不久,村里人又见识了上校的“学问”。
  这一年冬季,县上搞“社教”运动,由于我们村是“顽固”分子“集中连片”的地方,县上就给我们村派了“硬茬”工作队——公安局工作队。第一天先震慑“管制”分子。工作队黄指导员开始念《为人民服务》。刚念了一句,就有人说:
  “报告黄指导,念错啦。”
  “哦?哪儿不对?”
  “你念,‘我们的共产党和我们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这不对,我们是……是,你们才是……”
  这话是从上校嘴里吐出的,他还没说完,人群里已发出嗤嗤的笑声……
  就在这天夜里,村供销社被人从屋顶拔了个窟窿,钻进去偷了一包火柴。“这还了得。”黄指导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决定破案。刚查看了现场,有人就说,一包火柴也兴师动众?黄指导一斜眼看到说话的人又是上校。于是,就挥了一下手,边宣布“以后再破”边向大队走去。走了没几步,那个上校的话又飘来了,“就知道啥也干不了!”
  ……
  正是这些原因,上校既不参与“管制分子”的游街、扫路,也不参加生产劳动,而是领着国忠在墙上写标语。他在梯子上划出字的轮廓,国忠给里边涂颜色。他那顶上面印着“要斗私批俢”的草帽,老是让国忠戴着。婆娘们背后嘀咕说:
  “国忠说不准是他的儿子。”
  “要不然,写字那么清闲的活儿,为啥他不要别人,只要国忠?”
  “还有,国忠家自留地的茅粪是谁担的?热红晌午锄草、收割是谁?队里分玉茭棒子,黑更半夜一担一担地往回担,又是谁?”
  “除了上校还有谁?”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国忠娘可是许司令的姨太太呀。”
  “孤男寡女的在一起,我就不信……”
  “你没年轻过?饱肚子不知饥肚子饿!”
  
  我们村墙上的标语写满了,连大队的厕所上都写上了“爱护卫生,人人有责”,为此受到了上级的夸赞,公社就要借调上校去别的村写标语。但支书老焦拦挡住了。原因是,联校统考了一次,我们村倒数第一,为了搬回面子,老焦决定要上校当民办教师。
  我们的苦难来临了。
  先前,我们上学很快活,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忠提供给我们的。国忠长得很帅气,大大的眼睛里闪烁着忧郁的光泽,白白的皮肤,红润润的嘴巴,像个女孩子。为此,我们几个坏小子时常作弄他,他书兜里成了蛇、蛤蟆的临时休息室。我们这样做,是替我们的母亲出气呢。我们把她们的窃窃私议缀连起来,形成了这样的信息链条:国忠父亲是个国民党的司令,曾把包括我们父亲在内的村里上百人带走参加了阎锡山的“顽固军”,现在他们正在扫路改造呢!最让母亲们愤懑的是国忠的妈(我们叫我们的母亲叫娘),据说她在戏园被许司令的一位士兵调戏,她指认了这位豁唇的士兵,那士兵硬是被许司令拉出去枪毙了。“二十郎当岁的娃娃呀,一条人命!”她们说着咬起了牙。除此之外,我们还感觉到她们对国忠妈的嫉恨。她是许司令驻防忻州与日本人交火期间,当地一位大财主的小姐;当时,许司令出于道义,从刀下解救了她父亲,她父亲无以回报,就用一顶轿子将天仙般的小女送给许司令作姨太太……三十一的许司令,膝下无子,在阵地上曾被一粒子弹击飞了帽子,也忧虑后继无人,就勉强应允了这件事。解放后,这位姨太太带着国忠回到了我们村,许司令至死都未回来过。
  许司令没有回来,不等于姨太太房中寂寞空虚。她住东厢房,有个魁梧的汉子住西厢房。这个人就是上校。上校终身未娶,对别的女人目不斜视,“他心里有人……”母亲们说。
  母亲们透漏给我们的信息,无疑是我们作弄国忠的充分理由。
  不过,我们的“欢乐”持续得时间并不太长。先是有一个叫三蛾的姑娘却成了他的保护神。这是个野性十足的主儿,男孩敢干的事,她敢干,不敢干的她还敢,一次,汾河发大水,冲下了一具尸体,被岸边的树枝挂住了,那人的肚子鼓得像气球,男孩子谁也不敢近前。三蛾捞起一根木棍,朝那尸体上一戳,那肚子就瘪下去了。谁作弄国忠,三蛾瞪眼哼一声,事情就平息了——剥夺了我们无限的欢乐。为了报复三蛾,我们就说他们是两口儿。这招儿收到了奇效,三蛾的小虎牙咬着下嘴唇,追着我们跑了几圈后,再不管国忠的事。
  但接着上校就出现了。
  他成了我们的老师。
  上校上任前,对老焦约定:我给你好成绩,我咋教你别管。老焦在部队吃了没文化的亏,几次提干被淘汰,听上校能提高学生成绩,心想,你管得再出格儿,比新兵集训还凶?便满口答应了他的要求。
  上校的“教”法确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的“教”法只有两个字:背与打。
  背,是让学生背。一是所有的课本都必须一字不拉地背,数学、物理、化学、农业常识,也要背。最不可思议的是背《成语小词典》和《新华词典》。
  打,一是打学生。指定的时间背不过就开打。他一米八几的个子,巴掌大的像蒲扇,一巴掌扇去,像台风袭来。我们有个同学叫宝珠,头上生了黄水疮,上校一巴掌过去就是脓血横流。几十年后,宝珠成了身价过千万元的企业家,他调侃说,头上的疮花了多少钱不顶事,硬是上校的巴掌扇好了。二是大打家长。那个学生两次以上背不过,他就让老焦把那学生的家长唤来,他先问老焦:
  “老焦,当初咱咋说的?”
   “成绩你管,咋教我不管咯!”
  这话音未落,上校的蒲扇已上去了;学生家长冷不防,不是一个趔趄,就是流下了鼻血……
  但,国忠背不过,他不打国忠,是打自己的脸,啪啪地打,直到国忠跪下恳求:“我,我再不敢了。”
  他谁都敢打,唯独不打国忠,我们还敢惹国忠吗?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恢复了高考。连我在内,我们村第一年就考取了十一个。我们村一下在全县出了名,上校自然也出了名。据说,好多地方要高薪聘请他,还答应“转公办”。不过上校没有动窝的意思。大概是因为国忠没有考上的缘故。
  村里人以为,全村考一个也应该是国忠。
  但我们同学预感到他玄。
  不迟不早,偏在备考开始不久,国忠情窦初开,迷恋上了校花宋茉莉。不巧他俩人被宋茉莉的父亲在玉茭地里碰上了。宋茉莉的父亲年轻的时候跟着许司令当过副官,小白脸,挎着二八盒子,与女学生多次钻过玉茭地,以为女儿这事,属初犯,咆哮几声下不为例就行了。可当母亲的恨一切“媒妁之言”以外的男女之情,恨姨太太,更恨姨太太的儿子,她骂道:“娘骚儿能不风流吗!”一气之下,她拍着腿对着国忠家的大门指桑骂槐发泄了两天,于第三日便把女儿送到在蒲县的黑龙关担煤矿矿长的表弟那里,当了合同工,并嘱咐,“给我看得紧紧的!”
  国忠是个情种,思念到最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恋,完全是母亲与上校的“闲话”造成的。于是,他决定拿拒考来报复这对“狗男女”,踏上北上的列车,去找他的父亲。
  国忠的父亲——许司令——对儿子的回答是,照儿子的脸一个耳光后住进了天津的一家医院,并因药物过敏结束了六十九岁的生命。
  国忠走后,上校据说是回了岢岚县一个小山村;送罢父亲的殡,国忠回到了村里,耷拉着脑袋一连复习了八九年,二十七八岁时,再复习不下去,经母亲张罗与离过婚的三蛾结了婚。
  大学毕业后,我当了一名教师。登上讲台的那一瞬,我蓦地想起了上校挺直的身板,领读司马迁、范仲淹文章的抑扬顿挫和他蒲扇大的手掌……想去看看他,但忙于事务,说过撂过,始终没有成行。直到我毕业后的第五个年头,国忠才给我带来上校的确切消息。
  国忠胸前别着一个“孝”字牌,是来请我帮忙的。
  国忠妈临终时交给了国忠一个牛皮包子,(我在电视里看过,那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才有的那种皮包)。那些毛笔写的信,是许司令写给国忠母亲的。信中除问讯当年跟随他“当兵吃粮”同乡的近况,讲述自己无颜回乡也不敢回乡的苦衷,还讲述了不少有关上校的往事:
  一九四八年初,许司令接受地下党的建议,开始做太原东山防区曹军长的工作,谋划率部起义。为防事情败露祸及家人,许司令决定将家眷暗中送回石止老家。但苦于没有合适的护送人选,整日愁眉苦脸。一天深夜,一个人进到了许司令(这时,许司令已经是19军的副军长蒹44师师长)的军营。他就是薛团副。当年,这位姓薛的士兵,因在戏院摸了财主小姐一把,被拉到野外来了个假枪毙,一条黄狗代替他挨了枪子。许司令塞给他一包银圆,说:“找家医院把豁儿补一下,然后远走高飞吧。”一年后,姓薛的士兵补好嘴唇的豁儿,又回来了,他敬着礼说,许司令不收下他他就敬着礼站一辈子。眼下他说:“我愿护送夫人回家。”说完,从挎包里掏出一个血迹斑斑的布包。许司令打开一看,是一个软塌塌的男人的“命根子”。再向薛团副望去,薛团副已解下自己的军裤,显露出两腿之间去掉生殖器的疤痕……
  国忠邀请我陪他去岢岚县寻找上校。
  村主任在村部接待了我们,他说,老薛还是一个人过活,现在在一座山上放羊哩。我们找到了那群羊。一个手握放羊铲的小伙子对我们说,他是老薛的侄儿,他伯伯让他告诉我们:回去吧,鸟儿迟早要自己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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