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小说 2019-11-27 02:47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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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最后诊断 阿瑟·黑利

老护士韦尔丁夫人随手把老要从她那烫得很平的白帽子里掉出来的一缕灰发塞回去。她迈着小碎步,轻捷地走过四楼的产科楼道,稍微走在约翰·亚历山大前头一点。走到第五个房门口,她停下来,往里看了看。然后,用愉快的声音喊了一声:“亚历山大夫人,有客人。”跟着就把约翰引进这间小小的双人病房。“约翰,亲爱的!”伊丽莎白伸出双臂,在床上这么一动弹,她闭了一下眼。约翰走上前去,轻轻地吻她一下,她紧紧地搂住了他。他感到她身体的温暖,抚摸着她穿的笔挺的病人白睡衣的粗糙的质地。她的头发有一种象是汗水和乙醚混合的味道;这使他想起他没有能分担她的一份痛苦,就象她曾去过一处遥远的所在,现在刚刚回来,身上有着一种奇异的味道。一时他感到他俩之间有了一些隔阂,就象在分别之后,需要重新找回彼此相知之情似的。这时,伊丽莎白慢慢把身体缩了回去。“我的样子一定很难看。”“你很美,”他对她说。“连带点东西来的时间都没有。”她看了看她的不合身的住院病人衣服。“甚至连个睡衣和口红都没带。”他同情地说:“我知道。”“我写张单子,你把东西给我带来。”韦尔丁护士在他们身后把分隔另一张病床的帘子给拉上了。“好了,现在你们可以说私房话了。”她从伊丽莎白的床头桌上拿起一个大杯子,给杯子里灌满了冰开水。“我一会儿就回来,亚历山大先生,回头我带你去看小孩。”“谢谢。”他俩都很感激地冲她一笑,老护士转身出去了。门关上以后,伊丽莎白又转过脸来,她的表情有些紧张,眼睛在探索着消息。“约翰,亲爱的,我要知道。小孩活下来的机会怎么样?”“嗯,亲爱的……”他踌躇了一下。她摸着他的手。“约翰,我要知道实际情况,护士不跟我说。我得从你这儿问。”她的声音有些发颤。他感到她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轻轻地回答:“两种可能性都有。”他小心地挑选着字眼,继续说:“我见了窦恩伯格大夫。他说看样子还可以。孩子有可能活下来,要不然……”约翰的话没说完就止住了。伊丽莎白把头往后一仰,靠在枕头上,眼睛看着天花板,用比耳语稍微大一点的声音问:“实际上是没有多大希望了,是吧?”约翰衡量了一下他下面要说的话可能带来的打击。如果孩子活不成的话,现在来面对这个打击,也许比把伊丽莎白的希望唤起来,过一两天又残酷地使它破灭,要好一些。他温柔地说:“他……特别小,你看,早产了两个月。如果有什么感染……即使是很轻微的感染……他没有多少抵抗力。”“谢谢你。”伊丽莎白一动不动,没有瞧着他,可是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眼泪已经落在她的双颊,约翰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他尽量控制自己不要失声,说:“伊丽莎白,亲爱的……不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还年青……我们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知道。”这几个字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出来。他又用手臂把她搂起来。她的头贴着他的头,他听见她在抽泣声中哽噎着说:“可是……两个孩子……这个样子……”她抬起了头,绝望地哭着说:“多不公平啊!”他觉得他自己的眼泪在往下淌。他轻柔地耳语道:“这是很难说的……我们俩都还在嘛。”他又搂了她一会儿,她在轻声地抽泣着。他觉得她动了一下,并且小声说:“手帕。”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条递给了她。“我没什么了。”她在擦眼泪。“就是……一阵子。”他对她说:“如果你想哭……你就哭吧,亲爱的。什么时候想哭你就哭。”她苦笑了一下,把手帕还给他。“恐怕我把它都弄脏了。”然后,她用变成正经的声调说:“约翰……我躺在这儿……在考虑。”“考虑什么?”“我要你去上医学院。”他温和地反驳她说:“你瞧,亲爱的,我们经历了这一场……”“不。”伊丽莎白止住他的话。她的声音还微弱,但带着很坚决的味道。“我一直要你去,现在柯尔门大夫也说你应该去。”“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我知道。可是我可以找个工作。”他温和地说:“带着孩子还工作?”一时她没回答。过一会儿,伊丽莎白小声说:“我们也许没有孩子呐。”门轻轻地打开,韦尔丁护士进来了。她瞅了一下伊利莎白发红的眼睛,赶紧避开眼神,对约翰说:“亚历山大先生,如果你愿意,我现在可以带你去看孩子。”窦恩伯格大夫在护理室和约翰·亚历山大分手之后,就向婴儿室走去。婴儿室的位置在一个长长的、光线充足的走廊尽头,走廊是用各种色调粉刷装饰起来的。这部分建筑是两年以前重修过的,反映了要求宽敞、要求光线充足的新风尚。窦恩伯格走近婴儿室,和往常一样,听见婴儿的啼哭声,有的用大嗓门放声嚎叫,有的用假嗓子哇哇地叫几声,时断时续。他走到这里总要停住脚步,向那有三面厚玻璃隔墙的婴儿室里张望张望,这已经成为习惯了,和往常一样,小床几乎都满了,产科的生意是一向如此兴旺的。他向那排得整整齐齐的小床看了一下。他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健康的生物,他们已经打胜了生存的第一仗,几天之后即将进入正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世界。他们将走向家庭、走向学校、走向生活斗争、走向争名夺利的社会。在他们当中,有些会品尝到成功的快乐、失败的痛苦;他们将闯过七灾八难,将享受青春的欢乐,接受中年的负担,然后,无可奈何地衰老下去。为了他们,会设计出来更高级的、更华丽的汽车,为了他们,飞机会飞得更快、更远,他们的同辈会以五花八门的商品来满足他们各种各样新鲜的爱好和欲望。有些人会凛然面对吉凶未卜的未来,多一半的人会担着心,惴惴不安,勇敢的是多数,怯懦的是少数。也许,他们之中有的人会冲破外层空间的障碍,进行宇宙航行;又有的人能说善辩,散布悲观情绪,煽动起人们的愤懑,或者使他们灰心丧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将在二十年之内发育成熟,遵循着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带到这个人世间的相同的规律,遵循着那永远不能理解的男女之间交合的最原始的情欲的要求,播下情种,生下也是这样啼啼哭哭的婴儿。在这里的都是胜利者——他们已经生了下来、嗷嗷待哺。他们第一道关口已经攻克了,生活的其他战斗尚未开始。在门厅对面,还有一个小一点的婴儿室。那里边是安静的,是一个一个单独装在婴儿保温箱里的早产婴儿:这些孩子出师不利,第一仗没有打赢,前途未卜。窦恩伯格从大婴儿室转过身来,进入了早产婴儿室。当他看了看他的最新的病人——一个小得可怜的难以保活的人影——他撅起了嘴唇,摇了摇头,随后和往常一样,很有次序地写下医嘱。窦恩伯格从一扇门出去以后,韦尔丁护士带着约翰·亚历山大从另一扇门走了进来。凡是接近早产婴儿室的人,对他们都一样要求:都要穿上消毒外衣,戴上大口罩。婴儿室内部有空气调节、湿度控制,人们只能站在大玻璃板的外边往里看。他们站住以后,韦尔丁护士往前探身轻轻地敲了几下玻璃板,一个年青一些的护士抬起头,冲他们走过来,口罩上边露出的一副眼睛象是询问的样子。“亚历山大的孩子!”韦尔丁提高一些声音好让对方听见,然后指了指约翰。那个护士点点头,打手势让他们往前走。他们走过一扇窗停下来。里面的护士指了指那十二个保温箱中的一个,然后把这个保温箱向他们这一边倾斜过来一些,好让他们往里看。“哎呀,我的上帝,只有这么点儿大!”约翰脑子还没想就叫出来了。韦尔丁护士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他说:“是不大,你瞧。”约翰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小的孩子。”他站在那里往伊索莱特保温箱里边看着。这还算是个人的样子吗?这么小,象猴子样的抽搐起来的东西,比他的两个巴掌大不了多少。那孩子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闭着,只有那小胸脯轻微的起伏说明他还在呼吸着。甚至这专门为最小的婴儿设计的保温箱也显得有点大,那个可怜的小家伙躺在里边象是很孤独,无依无靠的样子。这么层弱的生命居然还能存在,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年青的护士也走了出来,韦尔丁问她:“生下来多重?”“三磅八盎斯。”年青的护士对着约翰说:“亚历山大先生,你知道我们怎么照料你这个孩子吗?”他摇摇头。他觉得他甚至连一秒钟也不能把他的眼神从这个小孩子的身上移开。那年青的护士合情合理地解释着:“有些人愿意听听,听了似乎有点好处。”约翰点点头。“是的,请给我讲讲吧。”那护士指着保温箱说:“里面的温度总是保持九十八度常温,空气中增加了氧气——大约百分之四十。氧气可以帮助孩子呼吸。他的肺太小了,出生的时候还没长好。”“是的,我知道。”他的眼睛又回到那微微起伏的胸部。在这个动作继续的时候,就意味着那颗负担过重的小不点心脏还在跳,那奄奄一息还没断绝。护士接着说:“你这孩子还没有嘬奶的力气,所以我们得用输液的办法。你看见那个小管子了吗?”她指着从保温箱上部通到婴儿嘴里的一个空心塑料管。”它直接通到胃里。每一个半小时输一些葡萄糖和水。”约翰迟疑了一下,然后问道:“你们遇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吗?”“是的。”护士严肃地点点头,似乎已经知道下面的问题了。他注意到她是一个娇小玲珑的姑娘,赭红色的头发抿在白帽子里边,显得很年青,最多二十岁,但是却带着一种很熟悉她的专业的味道。“你认为他能活得了吗?”他又通过玻璃往里边看了一眼。“那可说不准。”那个年青的护士皱起了眉头。他感到她是在尽量告诉他真情,不让他失望,可也不给他什么幻想。“有些能活,有些没活下来。有的时候一些孩子似乎有一种要活下去的意志,他们在与死亡搏斗着。”他又问:“这个——在搏斗着吗?”她谨慎地回答:“现在还很难说。如果不是早产了八个星期,那就好多了。”她轻声地接着说:“这会是一场很艰苦的战斗。”他的眼神又转向那个小生命那里去了。他突然第一次想到,这是我的儿子,我自己的,我的生命的一部分。突然,他对这个孱弱的肉体,在这个温暖的小箱子里孤军作战的小生命,产生了满腔热爱。一时他产生了一种荒唐的冲动,想对着玻璃墙里边喊:“你不是孤单的,孩子;我来帮你来了。”他想跑到保温箱旁边去说:“这儿是我的手,你拿着作为你的力量。这儿是我的肺,你用它来代你呼吸。千万不要认输,孩子;不要认输!来日方长,咱们在一起可以做多少事情啊!只要你能活下来!听我话,坚持住!我是你的爸爸,我爱你哟!”他感到韦尔丁护士的手在握着他的胳臂。她轻轻地在说:“咱们该走了。”他点点头,说不出话来。他俩临走之前,他又回头看了最后的一眼。露西·葛兰杰敲了敲门,走进病理科办公室。约瑟夫·皮尔逊正坐在办公桌后边。戴维·柯尔门在屋子一头看着一份记录档案。露西进来的时候,他转过了身。“我把费雯·洛布顿新拍的片子拿来了。”露西说。“看出什么来了吗?”皮尔逊立刻关心起这件事,把一些材料一推,站起身来。“恐怕没有多少东西。”露西走到办公室墙上挂着的X光片展示箱那边,两个病理医师也跟了过来。柯尔门伸手拨了一下开关;一两秒钟之后,展示箱里边的荧光灯亮了。他们一对一对地比较了两套片子。露西照贝尔医师那样指出了作活检造成的骨膜变化。在其他方面,她报告说,没有什么变化。最后皮尔逊用拇指和食指揉了揉下巴,瞅了柯尔门一眼,说:“恐怕你这主意没有灵。”“显然是的,”柯尔门故意用无所谓的口气说。不管怎么样他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没统一起来。他不知道这个老头子下一步要怎么办。“试一试总还是值得的。”皮尔逊总是把最普通的肯定的话说得不那么好听,可是柯尔门估计,他说这话是为了争取时间来掩盖他还没有下最后决心的犹豫心理。现在,老头子几乎象是讽刺的样子对露西说:“那么放射科是没有办法的了。”她沉静地回答:“我看你可以这么说吧。”“现在就瞧我——我们病理科的了?”“是的,约,”她轻声地说,等着回答。皮尔逊大约沉默了十秒钟,然后清楚地、肯定地说道:“我的诊断是:你这个病人得的是恶性肿瘤——成骨肉瘤。”露西和他一对眼神,问:“十分肯定吗?”“十分肯定。”这位老病理医师的声音里没有任何犹豫的迹象。他接着说:“不管怎么样,从一开头我就确诊了。我原来设想这些——”他指了指X光片子,“可以提供一些旁证。”“好吧。”露西点头接受了他的诊断。她马上在考虑着下一步该做的事。皮尔逊顺理成章地问:“什么时候截肢?”“我估计明天早晨。”露西把X光片收拾起来,向门口走去。他冲着包括柯尔门在内的这两位大夫说:“我看我得去把这消息通知病人。”她作了一个苦脸。“这又是一个很难通知的诊断。”当门在她身后关闭以后,皮尔逊转身冲着柯尔门,出奇地用很有礼貌的口气说:“反正得有个人作决定。我刚才没有问你的意见,因为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对这个病例有怀疑。如果露西·葛兰杰知道这种情况,她只好对那姑娘和她的父母讲出来。他们知道以后,就会要求把手术推迟。人们总是这样的;你没法怪他们。”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成骨肉瘤手术推迟会造成什么结果你是知道的,用不着我说了。”柯尔门点点头。他对皮尔逊作这个决定没有什么意见。正象刚才这老头子讲的,总得有个人作决定。可是,他仍然怀疑明天早晨的截肢手术有没有必要。当然,最后他们会知道到底是什么病的。当截下的腿送到化验室进行解剖研究之后,这个恶性肿瘤的诊断是否正确之谜就可以解开了。不幸的是,那时候如果发现是错误的,对病人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外科有许多好的办法截肢,但却没有什么办法再把截下来的腿接上去。从伯林顿飞来的下午班机四点刚过在拉加迪亚飞机场降落。肯特·欧唐奈从飞机场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前往曼哈顿①。在开往城里的路上,他靠在汽车椅背上歇了一会儿,几天来第一次能有一点休息时间。他一坐上纽约的出租汽车就想休息,主要是因为不能往外边看。只要一想看看外边来来往往的高速行驶的车辆,或者看看自己坐的这辆汽车在穿梭似的汽车中驶过,就使他陷入一种神经紧张的状态。很久以前他就决定应该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你最好豁出去准备出车祸,如果居然没出事,你就可以祝贺你自己运气不错。①曼哈顿(Manhattan),纽约商业区。在汽车上休息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在过去一个星期里,他在医院里和医院外都开足了马力加紧工作。他把他的预约门诊时间延长了,每天手术也多排了几个,这样好挤出四天时间到纽约来。两天以前,他还主持了三郡医院医务人员的一次特别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他参考哈里·塔马塞利给他准备的材料,宣布了号召在本院随诊的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为医院扩建基金捐款的比例金额。不出所料,对这个建议的抱怨很多,可是他心里有数,抱怨尽管抱怨,认捐还是会认捐,款子最后也还是会交齐的。虽然脑子在休息,但是欧唐奈也能意识到车子外边的人来人往和曼哈顿区中心地带熟悉的高楼大厦的轮廓。他们正行驶在昆士伯罗桥上,下午的暖和的太阳放射出一道道金光,斜穿过绿色的桥桁。往桥下面看,那是福利岛,市立医院肃穆地矗立在东河的中流。他暗想:每次他到纽约,这座城市都显得更丑了,它的混乱和龌龊更加触目惊心了。可是即便对于外地人,这些情况也好象是熟悉的,习惯的,它还是以那个老样子欢迎着旅客,就象老朋友之间用不着怎么穿着打扮似的。想到这儿,他不由得一笑,责备自己竟做起这种非医务的暇想来——这种想法对消灭公害、控制空气污染和清除贫民窟是不利的。他觉得过分恋旧等于是在给反对进步的人敲边鼓、唱赞歌呢。他们的车子过了桥,沿六十号街到麦迪逊广场,又慢慢走了一段,向西拐进五十九号街。在七号路中央公园往左拐,开过了四条街,停在帕克·舍拉顿饭店。他办了住房手续,随后在自己的房间洗了个澡,换了一身衣服。他从皮包里拿出外科医生年会的日程表来(这是他到纽约来的表面上的理由),看到有三个报告是他想去听听的——两个是关于心脏手术的,一个是关于动脉移植手术的。第一个报告要一直等到明天早晨十一点才作,所以时间还很充裕呢。他看了看表。七点差几分,离他和丹尼丝的约会还有一个多小时。于是乘电梯下了楼,信步穿过外厅走进“金字塔休息厅”。正是喝鸡尾酒的时间,屋里开始上座了,都是一群一群赴晚宴或到剧场看戏的客人,先来这里小憩的。看样子大多数都是和他一样的外地人。服务员的领班把他带到一张桌子上去,他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独自坐在那里,颇有兴趣地注视着他。这不是第一次了。过去遇到类似这种情况,有时会产生很有趣味的结果。但是今天晚上,他想,对不起,我有别的计划。服务员给他要来了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他慢慢地喝着,不由得产生了一些遐想。他想,象这样的逍遥自在,在伯林顿是很少有的。因此离开那里一些时候很不错;它可以使你眼光开阔一些,使你感到,你在家里觉得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如果从远处一看就觉得不那么要紧了。近来他怀疑自己整天埋头在医务里边,思想已经有些失去了平衡。他四下看了看,自从他进来以后,休息厅已经满座了;酒吧间有三个服务员在准备酒,许多服务员在送酒;早来的两三批客人正在离去。他心想,这些人——隔桌的男人和姑娘、门口那个服务员,要走的那四个客人——谁听说过三郡医院呢?即使听说过,谁会关心那里的事情呢?可是,对他自己来说,医院的事情最近简直成了天天呼吸的空气,不可须臾离开的了。这是正常的吗?从专业工作的角度看,能说是好事吗?欧唐奈对于埋头事业的人一向是不大信任的;他们倾向于执著,过分的专心使得他们的判断难于客观公允。他现在是不是有成为这样的人的危险呢?拿约瑟夫·皮尔逊的问题作为一个例子吧。是不是由于他欧唐奈是一个医院圈子内的人,因而使他有些胡涂呢?医院需要聘请一位病理科副主任;这一点是肯定的。可是他是不是过于挑剔那个老头子了呢?组织工作的弱点,医院各个科室都多多少少有一些的。他是不是把皮尔逊这方面的缺点夸大了呢?曾经有一阵子,欧唐奈甚至考虑过请皮尔逊干脆退休算了;一个年青人决定岁数比他大的人的命运这样轻率,不就是一种不大平衡的判断吗?当然,那是在尤斯塔斯·斯温说清楚他那二十五万美元的捐款的附加条件是让约瑟夫·皮尔逊继续主持病理科这话之前。对了,直到现在,斯温还没有确认这笔捐款呢。欧唐奈觉得他自己的判断是在这一类的考虑之上的。不管这一类考虑显得多么重要,总还是比较庸俗的。约瑟失·皮尔逊仍然有很大可能会给三郡医院作出不少贡献嘛;他的丰富的经验当然得算上。他现在认为:当你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的思路确实会开阔一些——即使需要找这么一个鸡尾酒的酒吧间来思考一下,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一个服务员在他的桌前停了一下,问:“再来一杯吗,先生?”欧唐奈摇摇头。“不用了,谢谢。”那个人拿出帐单,欧唐奈加了一些小费,签了字。他离开饭店的时间是七点半。时间还早,就信步沿着五十五号路一直走到五号路。在那里叫来一辆出租车,驶向丹尼丝给他的地址。汽车开到八十六号路口的一座灰色的石面结构的公寓楼前。欧唐奈付了汽车费,走进楼去。一个穿制服的门房向他打了招呼,问了他的姓名,看了看会客单子,说:“匡茨夫人留下话,请您上去。”他指了指电梯,一个穿着同样制服的人站在电梯旁边。门房说:“是在屋顶花厅,先生——二十层。我打电话通知匡茨夫人您来了。”到二十层,电梯门静静地打开,通向一个宽阔的、铺着地毯的楼厅。一面墙上满挂着一幅绣着狩猎场面的大幅葛别林①壁饰花毯,对面是已经打开的橡木雕花双层门,一个男仆走出来说:“晚上好,先生。匡茨夫人要我带您到客厅。她马上就来。”①葛别林,巴黎的一家工厂名,也指它的产品。欧唐奈跟着男仆穿过又一个过厅,进了一间几乎和他在伯林顿整个套房一般大的起居室。室内是用灰黄、赭石、珊瑚三种色调装饰的。一套沙发座椅,前边放着核桃木的长桌,那深沉的色调和淡灰色的大幅厚地毯形成朴素而明显的对照。起居室通向一个磨石地面的阳台,从那边可以看到黄昏时刻的夕阳残照。“我给您倒点酒吗,先生?”男仆在问。“不用,谢谢,”他答道。“我等一下匡茨夫人。”“用不着等啦。”一个声音说。丹尼丝走来了。她伸着双手走到他跟前。“肯特,亲爱的,看到你我多么高兴啊。”他出神地看着她,然后慢慢地说:“我也是一样的,”又发自内心地说:“一直到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见到你我有多么高兴。”丹尼丝嫣然一笑,探起身子来轻轻地吻了他的面颊。欧唐奈一时感到有些感情冲动,恨不得一把把她搂在怀里,但他控制了自己。她比他记忆中的形象还要美,那满面的春风,秀丽的姿态,使他屏住了呼吸。她穿的是一件镶着墨玉花边的黑丝绸的夜服,是不拖地的时兴样式,下身是松放的圆裙,上身没有肩带,半挂肩头的圆口黑色空花边更加衬托出下面皮肤的白皙,全身一黑到底,单单在腰间绣着一朵红色的玫瑰花。她放开了他的一只手,用另一只手引他走上阳台。男仆走在前头,手里托着一个银制的托盘。上面放着玻璃杯和一个鸡尾酒搅拌器。现在,男仆小心地轻步退了下去。“马提尼①已经混合好了。”丹尼丝望着欧唐奈问:“如果你喜欢喝点别的,我可以给你弄。”①马提尼,一种混合酒,用两份杜松子酒和一份苦艾酒加冰块搅和,一般还放一个橄榄或一片柠檬。“马提尼很好。”丹尼丝倒了两杯,递给他一杯。她满脸笑容,眼睛带着温情,轻轻开口说:“我代表我一个人组成的欢迎委员会,欢迎你到纽约。”他啜了一口马提尼,满口清凉,酒是不甜的那一种。“请代我向这个委员会致谢。”他轻声说。她和他对了一下眼神,然后,挎上他的胳臂,带他走到阳台边上那矮小的石栏前。欧唐奈问:“你父亲好吗,丹尼丝?”“他很好,谢谢。象个真正的死硬派一样,思想很顽固,可是身体很好。有时我觉得他把我们都耗死,他也死不了的。”然后,她又找补一句:“我是很喜欢他的。”他俩站住,往下了望。黑夜已经降临,这是晚夏的一个温和的夜。纽约刚刚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下面的街道上,汽车川流不息。柴油公共汽车和焦急的小轿车的喇叭,时或发出呜呜嘟嘟的响声。街那边,中央公园的轮廓已经看不清了,只有零星的街灯照亮着园中的道路。再往远看,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通往哈德逊河的西岸街道;哈德逊河上的船舶灯光一直延伸到远方,通到新泽西海岸的一片灯光闪烁的城区。往纽约的城区方向看,欧唐奈认出了乔治·华盛顿桥。桥上的泛光灯,形成一串银光闪闪的珠链,下面是成排的汽车头灯,穿过大桥驶向城外。欧唐奈心想:“都是回家去的。”一阵阵和风徐徐吹拂着他们,他感到丹尼丝紧贴在身边。她轻轻地说:“很美,是不是?即使你知道在那些灯光下面发生着错误的、丑恶的事情,也仍然是美的。我爱这一切,特别是在夜晚的这个时刻。”他说:“你曾经考虑过回去没有?我是说回到伯林顿去。”“回去住?”“是啊。”“走回头路是不行的,”丹尼丝轻声说。“这是我新学到的一点。噢,我指的不仅是伯林顿,而且所有的——时间、地点、人们。你可以旧地重游、旧交重叙,可是那总是和以前不一样了;你已经离开,你已经成为一个过客;你已不属于那里了,因为你已经走了。”她停了一下,又说:“现在我属于这儿了。我不相信我还能够离开纽约。你看,我说的这些,我这个人太不现实了吧。”“不。”他说。“听起来,你是非常明智的。”他感到她的手挎上他的胳臂。“咱们再喝一杯鸡尾酒,”她说,“然后你可以带我出去吃饭。”随后,他们到了五马路上一个规矩的、设备和气氛都很好的“玲珑”夜总会。吃过晚餐,跳了舞,回到他们的桌子上。丹尼丝问:“你在纽约待多久?”“我再待三天回去,”他回答。她侧过头问:“为什么那么匆忙呢?”“我是个忙人。”他笑着说:“我的病人等着找我看病,医院里的事情也很多。”丹尼丝说:“我估计你不在我会想你的。”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脸来,开门见山地对她说:“你知道,我没有结过婚。”“是的。”她严肃地点点头。“我四十二岁,”他说。“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的独身生活,养成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可能是比较难以改变的。或者,让别人看起来,是难以接受的。”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我打算说的其实就是,和我这个人同居,可能不大好相处。”丹尼丝把手伸过去握着他的手说:“肯特,亲爱的,我可以问问清楚吗?”她脸上带着很轻微的一丝笑容。“这些话会是求婚的意思吗?”欧唐奈索性咧开嘴笑了;他觉得自己荒唐地恢复了青春气息。“现在你既然提到,”他说,“我就说穿了,就是这个意思。”一时丹尼丝沉默了,没有马上说话。等她再开口的时候,他感觉她是在拖延一些时间。“我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可是,你有点操之过急了吧?我们彼此终归还不太了解啊。”“我爱你,丹尼丝。”他的话很简单。他感到她是在仔细端详着他。“我也能够爱你的,”她说。然后,她又缓慢地、字斟句酌地说道:“此时此刻我身上的一切感情细胞都叫我答应你,最亲爱的,我迫切地想用我的双手把你搂住。但是,有一个轻微的声音在警告我:要谨慎些。你如果犯过一次错误,你就会感到在重订终身的时候确有谨慎的必要了。”“对,”他说,“这我能理解。”“我从来没有学过现在流行的办法,交一个朋友,很快地把他甩掉,若无其事,就象吃一片消化药似的。我看这也是我一直没办离婚的原因之一。”“离婚手续不难办吧?”“不怎么难。我估计可以去内华达①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去办。可是还有另外的问题——你住伯林顿,我在纽约。”①内华达,美国的一个州,以该州法律规定办离婚甚为简便出名。他小心地又问一遍:“丹尼丝,你真是认真说的,不回伯林顿去住了吗?”她想了一下才回答。“是的,恐怕我永远也不会住在那里了。假装没有用,肯特;我非常了解我自己。”一个服务员拿着咖啡壶走过来给他们杯子里斟上了咖啡。欧唐奈说:“我突然感到想单独和你在一起待一会儿。”丹尼丝轻轻地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走呢?”他要了帐单,付了钱,替丹尼丝把披肩披上了。到外边,守门人叫过一辆汽车,欧唐奈把五马路公寓楼的地址告诉司机。他们坐好以后,丹尼丝说:“这是一个很自私的问题:你考虑没考虑过搬到纽约来行医呢?”“我现在正在考虑,”他回答。当他俩走进楼里,坐电梯上楼的时候,他还在考虑着。从丹尼丝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他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到纽约来呢?这里有的是好医院;这是一个医学城市。找到个医院的职位是不困难的。在这里开业也是比较容易的;他的履历,他在纽约的朋友,都会为他招徕病人的。他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和伯林顿结了不解之缘呢?是不是我命中注定就得待在伯林顿,而且待一辈子呢?现在也许该是换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了。我又不是和三郡医院结了婚,非得待在那里不可,那里也不是缺了我不行。当然,离开会使我失去一些东西,会失去一种创业感,会失去那些一起工作的朋友。但是我已经做出了很多成绩,那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而纽约意味着丹尼丝。那还不值得吗?”到第二十层,丹尼丝用她自己的钥匙开了门,欧唐奈原先看到的男仆已经不见踪影了。就象有了默契一样,他俩走到阳台上。丹尼丝问:“肯特,你想喝杯酒吗?”“等一会儿也许要,”他说着向她靠过去。她顺从地偎过来,他俩的嘴唇贴在一起。那是一次长吻。他的胳臂用力把她搂紧,他感到她的身体也在用力贴过来。然后,她轻轻地脱出身来。她半转过身,说:“还有好多事情得考虑一下呢。”她的声音中带着不安。“真的吗?”这个语气是有些不信的样子。“有很多方面你还不了解我,”丹尼丝说,“先说一点吧,我是一个占有欲非常强的人。你知道吗?”他回答:“听起来那并不怎么可怕。”“如果咱们结了婚,”她说,“你得整个都归我才行,不能只是一部分。我控制不了自己。我不能和别人分份儿——即使和一个医院来分享也不行。”他笑了。“我看咱们可以商量个折中的办法。别人都是这样做的。”她又向他偎了过来。“你这么一说,我几乎相信你这话了。”丹尼丝停顿了一会儿。“你再到纽约来一趟,最近,好吗?”“好。”“过多久?”他回答,”你叫我来,我随叫随到。”她象是被直觉动作所驱使似的,自然地贴过身子,他俩又接起吻来,这次情欲更加火炽了。他们听到身后响了一下,通往起居室的门打开一道缝,露出一线灯光。丹尼丝轻轻把身体脱开。一会儿,一个穿睡衣的女孩子走上阳台。一个声音在说:”我听见有人说话似的。”“我以为你睡着了,”丹尼丝说。”这是欧唐奈大夫。”又对欧唐奈说,”这是我的女儿菲利帕,”又怜爱地补充说:”她是要我命的双胞胎的一半。”女孩子以坦率的好奇眼光打量着欧唐奈。”哈罗,”她说。“我听说过你。”欧唐奈记得丹尼丝告诉过他,她的双生女儿都是十七岁。这孩子长得比实际年龄小,她的身体刚开始丰满起来。可是她的举止带着一种风度,非常象她的妈妈。“哈罗,菲利帕,”他说。“如果我们打扰了你,我很抱歉。”“我睡不着,所以我在看书。”女孩子看了一眼手里拿的那本书。“是赫利克①的。你看过这本书吗?”①赫利克(RobertHerrick,1591——1674),英国传教士兼诗人,以写富于哲理的田园抒情诗著称。他的描写年华易逝的《及时折取玫瑰花蕾》(GatherYeRose-BudsWhileYeMay)一诗曾传涌一时。“恐怕没有,”欧唐奈说。“事实上在医学院读书是没有时间吟诗的,从那以后我又老没匀出时间来念诗。”菲利帕把书拿起来,打开一页。“这儿有首为你写的,妈妈。”她以很吸引人的声音,带着感情和韵味,轻声地读道:情窦初开是二八,青春热血好年华;听任岁月空流逝,时光荏苒枉悲咤。能嫁且嫁莫逡巡,应怜美景与良辰;当年曾把花期误,一误再误误终身。“我听懂了,”丹尼丝说。她转身对欧唐奈说:“我可以告诉你,肯特,我的孩子总不断地催我再结婚。”“我们不过是为你着想,”菲利帕插话说,把书放下来。“她们假装成很现实的样子劝我再婚,”丹尼丝接着说。“实际上这两个孩子温情得要命。”她又转向菲利帕,问她:“如果我和欧唐奈大夫结婚,你觉得怎么样?”“他向你提出了吗?”菲利帕兴头马上就来了,没等回答,她就叫道:“你就要提的,当然啦。”“还要看看情况,亲爱的,”丹尼丝说。“当然,还得处理一下离婚这件小事。”“噢,那个!爸爸总是那么不讲理,非要你提出不可。而且,你们何必等着呢?”她冲欧唐奈说:“你们为什么不同居呢?那么一来,离婚的理由不就有了,妈妈就用不着跑到象雷诺①那样的可怕的地方去办离婚了。”①雷诺,内华达州的一个主要城市,参阅第284页注。“有时候,”丹尼丝说,“我对新式教育的效果是有很大怀疑的。我着,就到此为止吧。”她轻步走到菲利帕身边。“晚安,亲爱的。”“噢,妈妈!”那女孩子说。“你有时候真象个老古董。”“晚安,亲爱的。”丹尼丝坚决地重复一句。菲利帕只得对欧唐奈说:“看样子我非走不可了。”他说:“我很高兴见到你,菲利帕。”女孩子走了过来,坦率地说:“如果你将要成为我的继父的话,我似乎是可以亲你一下的。”他回答:“那么,不管将来怎么样,咱们就先亲了再说吧。”他把头探过去,她亲了他的嘴一下,然后站定了,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说:“你倒挺招人喜欢的。”她向丹尼丝提醒道:“妈妈,把别的丢了可以,千万可别把他给丢了。”“菲利帕!”这回的声音里明显是带着教训孩子的味道了。菲利帕笑了,吻了她的妈妈。她轻盈地招着手,拿起她的诗集走掉了。欧唐奈靠在阳台墙上微笑。此时他在伯林顿的独身生活显得非常空虚乏味了,和丹尼丝双栖纽约的美好前景,对他越来越有吸引力。他的向往之情一秒一秒地在增长。

“看在基督的面上,他们都干什么呐?怎么还没有个信呀?”约瑟夫·皮尔逊神经质地用手指头敲打着办公桌。从把亚历山大的婴儿的血样抽出来立即送到大学医院起,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时零一刻钟了。现在只剩下这个老病理医师和柯尔门两个人在办公室。柯尔门沉静地说:“我又给弗兰茨大夫打了电话。他说一有结果马上用电话通知我们。”皮尔逊呆呆地点点头,又问:“那个年青人——亚历山大在哪儿?”“警察把他送回来了。他现在在他妻子那儿。”柯尔门犹豫一下,说:“在我们等信这时候,向保健科了解一下伙房的情况,看看他们给炊事员作的检查工作开始了没有,你看怎么样?”皮尔逊摇摇头。“等会儿吧——等这事过去之后再说。”他焦躁地说:“在这件事没有个着落以前,我什么事也考虑不了。”自从今天早晨化验室里一连串爆炸性的事情发生之后,柯尔门感到自己一直没考虑到皮尔逊的心情,不知道这个老头子心里是什么滋味?对于柯尔门在血敏试验问题上发表的一通言论,皮尔逊没有争辩。他的沉默似乎是默认了他的这位年青的同行起码在这方面比他高明。柯尔门心想:这种滋味大概不大好受。他发现自己头一次对这个老头产生了一点同情心。皮尔逊停止了敲桌子,使劲给了桌子一巴掌。“看在圣彼得的面上,”他说,“他们为什么还不打电话来呀?”“病理科有什么消息吗?”查尔斯·窦恩伯格刷好了手,在产科旁边的一个小手术室里等着,他在向刚刚走进来的一个护士问话。那个姑娘摇摇头。“没有,大夫。”“咱们这里快准备好了吗?”护士装好两个胶皮热水袋,放在为婴儿准备的小手术台的毯子底下。她回答:“再有几分钟就好了。”一个实习医生走到窦恩伯格跟前,向:“如果孔姆斯试验结果来不了,您也打算照样作换血手术吗?”“嗯,”窦恩伯格回答。“我们已经耽误了很久,我不想再耽误了。”他考虑一下说:“反正,按照那孩子的贫血情况,即使没有试验,也得给他换血。”护士说:“大夫,那孩子的脐带已经剪短了,您知道吧?”“是的,谢谢你,我知道。”窦恩伯格对实习医生解释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要给孩子换血,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把脐带留长一些,这样可以作为一个方便的连接点。很遗憾,我们当时不知道,现在这个病例要换血,所以把脐带给剪了。”“那您预备怎么办呢?”实习医生问。“我打算用局部麻醉,紧贴着脐静脉血管上边切下去。”他又转身问那护士:“血温过了吗?”护士点头说:“温过了,大夫。”窦恩伯格告诉实习医生说:“检查一下新血是否接近于体温,这很重要,不然会增加休克的危险。”其实,窦恩伯格脑子里还有另外的考虑:这样给实习医生讲着,可以把他的脑子占住,避免想得太多。在这个时候,窦恩伯格很想回避一些问题。他在化验室和皮尔逊摊了牌,离开那里以后,受到了焦虑和自责的折磨。这个事故从技术上说,怪不到他头上来,但是这一点似乎无关紧要,问题在于他的病人受到了伤害,他的病人可能由于这次医务上不可原谅的失误而死亡,而这个责任则完全是他个人的。他正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突然让自己停住不动了。有点不对劲;他忽然感到一阵头晕;脑袋发胀,屋子在旋转。他闭了一下眼,定了定神,然后慢慢睁开,眼前的东西又清楚了,头晕也差不多过去了。可是,低头一看,自己的双手在发抖。他试着控制一下,但是不灵。亚历山大婴儿的保温箱已经推进来了。这时,他听见实习医生在问他:“窦恩伯格大夫——您觉得怎么样,身体行吗?”他的话挂在嘴边上,想说:“行。”他知道,如果一说出去,他就会勉强作下来,刚才发生的情况也就遮过去了,除去他自己,别人是不会知道的。尽管已经很迟了,凭他的技术和判断,也许还能把孩子救活,这样起码可以使自己的良心和自尊心得到一些安慰。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自己多年来对老年人过久地恋栈权力所持有的看法和说过的一些话;他曾经扬言,如果自己也到了这种时候,他会有自知之明自动把路让出来的;他曾下过决心决不在身体发生问题之后再作任何临床。他想到了这些,又低下头看了看他那发抖的手。“不行,”他说,“我觉得我不大好。”他停了一下,情绪一阵激动,很难控制自己的声音。他问:“请你们哪一位去给欧唐奈大夫打个电话,好吗?告诉他我不能作了。我希望他来把这个手术接过去。”事实上,就在这个时候,查尔斯·窦恩伯格大夫已经拿定了主意,从此就从医务生涯中退出去了。电话铃一响,皮尔逊马上把耳机拿起来。“喂?”停了一下。“我是皮尔逊大夫。”他听了一会儿。“好。谢谢。”他没放下耳机就要了总机,请接一个分机号码。电话卡嗒一声,对方答话了。皮尔逊说:“找窦恩伯格大夫。我是皮尔逊大夫。”一个声音说了几句话。然后皮尔逊说,“好,给他传句话吧。告诉他我刚接到大学的通知。亚历山大婴儿验血结果是阳性的。那孩子得的是有核红细胞增多症。”皮尔逊放下电话。抬眼一看,戴维·柯尔门的一双眼睛正在看着他。肯特·欧唐奈大夫正在大踏步通过医院的底层楼往神经外科走。他预约好在那里研究一下他的一个局部麻痹的病人的情况。这是欧唐奈昨晚从纽约回来以后来到三郡医院的第一天。他仍然怀着这次旅行给他带来的兴奋和清新的心情;他对自己说:偶然改变一下环境对每个医生来说都是很需要的。每天都和医药与疾病打交道常会使你十分疲劳,这种状态常常是自己不知不觉的。而且,一般说来,改变一下环境能使你焕发精神,开阔心胸。与此有联系的是,自从他在纽约和丹尼丝相会以后,结束他在三郡医院的这段工作并且离开伯林顿这个问题,不断萦回在他的脑际。他反复思量,每想一次,走动一下的思想似乎都更占了上风。当然,他心里明白,他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他对丹尼丝的感情出发的。在此之前,离开伯林顿的想法并没有出现过。但是,他问自己: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夹杂着个人幸福方面的考虑,难道有什么不对吗?并不是他不干医务这一行了;不过是换个就业的基地,在另外一个地方贡献自己的才能而已。说到底,任何人的生活都是他各个生活面的总和:在他找到爱情的时候,如果使之丧失,生活的其余部分可能因而萎谢,成为毫无意义的了。在爱情的鼓舞下,他可以成为更完美的人——使他热情洋溢、专心致志——因为他的生活更完善了。想到这儿,他带着更为兴奋的期待心情想念着丹尼丝。“欧唐奈大夫。欧唐奈大夫。”医院的广播器叫着他的名字。这声音把他带回现实中来。他站住了,想找个电话来答应一下。他看见没有几步远有一个用玻璃墙隔开的收费处,就走进去拿起电话,交换台马上告诉了他窦恩伯格的口信。他答应就来,于是换个方向走向通往四楼产科的电梯。在肯特·欧唐奈刷手的时候,窦恩伯格站在旁边,把这个病例的前后情况以及他自己要求外科主任来接这个手术的原因一一述说了一遍。窦恩伯格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吞吞吐吐,做到了如实反映。他谈到了病理科化验室的那一幕以及在此以前的各种因由,没有夹杂什么个人情绪。欧唐奈仅仅在两个关键地方插进话来,问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余时间只是仔细聆听着,在窦恩伯格述说的过程中,他的表情逐渐变得阴郁起来。欧唐奈的高兴情绪意外地受到了打击,突然一扫而光。他听到的情况,他了解到的由于粗心和愚昧(他自己有应该对此负责的实实在在的感觉)可能会夺去这个医院一个病人的生命。这件事情,使他痛苦万分。他想:本来是可以把约瑟夫·皮尔逊开除的;有好多理由可以这样做。可是没有!犹豫、拖延,参与医院的人事关系,自以为合情合理,实际上这是把医务工作给廉价出卖了。他拿这一条消毒毛巾擦干了手,伸进一副护士拿着的橡皮手套里。“好,”他和窦恩伯格说,“咱们进去吧。”欧唐奈走进小手术室检查了一遍准备好的器械。他对换血手术很熟悉(这是窦恩伯格请外科主任代替时就已经考虑到的),他曾经根据别的医院的经验与小儿科主任、产科主任一起给三郡医院订立了一套这项手术的标准操作规程。已经把瘦小脆弱的亚历山大婴儿从保温箱里抱出来,放在有加温设备的手术台上了。手术护士和实习医生一起用三角巾把婴儿的四肢固定好。三角巾叠成长条用别针别在手术台的台布上。欧唐奈注意到那孩子在静静地躺着,对人家的摆弄他,只有轻微的反应。孩子这么小,这种情况不是个好兆头。护士打开一个消毒单子,盖在婴儿身上,只露出头部和脐部。脐部剪脐带的创口仍在愈合过程中。已经施行了局部麻醉。那护士把备皮钳子递给欧唐奈,欧唐奈拿过来夹起一块纱布开始消毒手术区。实习医生拿起夹纸板和铅笔。欧唐奈问他:“你做记录吗?”“是的,老师。”欧唐奈注意到这恭敬的口气,在其他情况下,他会暗自得意的。医院里的本院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是有名的不买上级账的一帮年青人,他们专门爱挑剔级别比他们高的医师的毛病,被他们之中的一个称为“老师”是很不简单的。几分钟以前,两个护校学员溜进屋里,现在,照教学的习惯作法,欧唐奈在作手术的同时进行了讲解。“可能你们知道,换血手术”(欧唐奈向护校学员看了一眼)“实际上就是一个冲洗过程。开始我们先从婴儿身上放些血,然后注入等量的新血。这样反复操作,一直做到把原来的不健康的血大部分换出为止。“手术护士把一品脱①瓶的血倒挂在手术台上边的架子上。欧唐奈说,”血库已经把病人的血和输入的血作过交叉配合,保证二者是适合的。我们还必须保证换进去的血和放出的血数量正好一样。所以我们要作个记录。“他指指实习医生的夹纸板。①品脱,容量名,等于0.756升。“体温九十六度②”,手术护士报告。②英美制温度以华氏刻度计算。正常体温为华氏98.60°。欧唐奈说:“给我刀,”同时伸出手去。他用手术刀轻轻割掉脐静脉血管的干萎了的那一段,露出新鲜的组织,然后放下手术刀,轻声说:“止血。”实习医生弯着腰探着身子看着。欧唐奈说,“我们把脐静脉剥离了。我现在探进去掏掉凝血。”他伸出手,护士递过镊子。血块非常小,几乎看不见,他很小心地轻轻把它提出来。给这么小的一个婴儿作手术就象和一个小洋娃娃打交道一样。成功的机会有多少呢?欧唐奈在寻思着。正常情况下这孩子活下来的机会应该是不错的,甚至可以说成活机会良好。可是现在,这项手术晚了几天,成功的希望就大大减少了。他看了看这个孩子的脸。奇怪的是他的脸并不丑,不象一般早产儿那个丑样子;不但不丑,而且显得有一点漂亮,那一副坚定的下颚给人一种具有内在力量的感觉。欧唐奈例外地走了一下神。他在想:这实在太不应该了!——生下来就有这么多灾难临头。手术护士拿着一个带针头的塑料导管;通过这个导管放血、输血。欧唐奈拿过导管,极其轻巧地把针头插进脐静脉。他说:“请看看静脉血压。”当他把导管直起来时,护士用尺量了血柱。她说:“六十毫米。”实习医生记了下来。第二根塑料管通到上面挂的那瓶血,第三根通到手术台脚下的两个“莫涅耳”合金①制的盆子之中的一个。欧唐奈把三根管子联接到一个二十毫升的三通注射器上。他把一个转钮转了九十度。“现在,”他说,“我们开始抽血。”①“莫涅耳”合金(Monel-metal),耐酸合金之一,含镍、铜及少量其他元素。他的手指头是敏感的,轻轻地把注射器的针栓抽向他自己的方向。这是换血的关键时刻;如果血流不畅,就得拿下导管重新再装一遍。欧唐奈感觉到窦恩伯格也在往前探着身子。这时血液开始通畅地往外流了,流经导管进入注射器。欧唐奈说:“你们注意我在很慢、很小心地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次抽得很少——因为婴儿太小。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一次抽二十毫升,但是这一病例一次只取十毫升,避免静脉压有太大的波动。”实习医生在他的记录单上写下:“抽出十毫升。”欧唐奈又转动三通注射器的转钮,然后用力推动针栓。这时候从孩子身上抽出的血排出到一个金属盆里。他又转动一下转钮,把新血抽进注射器,然后,慢慢地注入婴儿体内。实习医生在记录上写:“注入十毫升。”欧唐奈耐心地作着。每次抽血、输血都小心翼翼地操作,要用整整五分钟。总会有一种要加快一些的诱感,特别是象这个病例这样的抢救手术,更容易使人性急,但是欧唐奈意识到,必须避免做得太快。台子上的婴儿的抵抗力已经很弱了;任何诱致发生休克的影响都可能立即致死。手术开始二十五分钟之后,婴儿动弹一下,啼哭了。那是很微弱的一丝叫喊——是一下子就过去了的一声微弱的抗议。但这是生命的一个信号,全屋子的人的眼睛都从口罩上面露出了喜悦的光芒。好象希望已经向前跨进了一小步。欧唐奈知道还不能很快就乐观起来。可是他冲背后的窦恩伯格说:“象是生了我们的气的样子。可能是个好现象。”窦恩伯格也有了反应。他挨过去看实习医生的记录,然后,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主治医生了,于是试着提出:“一点葡萄糖酸钙,你说呢?”“对。”欧唐奈把注射器从三通上拧下来,换了护士递过来的10C.C.葡萄糖酸钙的针管,他注射了1C.C.交还给护士。她又把原来的注射器递回来,这个注射器已经在第二个金属盆里洗涤过了。欧唐奈感到屋里的紧张空气已经缓和了一些。他开始寻思这孩子最后能不能挺过来。他看到过发生奇迹般的事情,他的经验告诉他,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在医务上出其不意地好转或者恶化都是经常发生的。“好,”他说,“咱们接着作。”他抽出十毫升,换上新血,又抽出十毫升,又换上。接着又是十毫升、十毫升地换。在开始后五十分钟的时候,护士小声说:“病人体温下降,大夫。现在是九十四点三。”他赶紧说:“查静脉血压。”三十五——太低了。“他的呼吸不好,”实习医生说。“颜色不对。”欧唐奈告诉他:“查脉搏。”又对护士说:“氧气。”她拿过一个橡皮面罩罩在婴儿脸上。然后,咝的一声氧气开了。“脉搏很慢,”实习医生说。护士说:“温度降到九十三了。”实习医生用听诊器在听。他抬起眼睛说:“呼吸减弱。”又过一会儿说:“呼吸停止了。”欧唐奈拿过听诊器听。他听见一下心跳,但很微弱。他急切地说:“可拉明①。”①可拉明,一种心脏及呼吸兴奋剂。在实习医生转过身去的时候,欧唐奈掀开被单,开始作人工呼吸。实习医生马上走了回来。他抓紧时间,手里拿着一个皮下注射针管,平掂着。“直接注入心脏,”欧唐奈说。“这是咱们的唯一机会。”在病理科办公室,戴维·柯尔门大夫越来越心神不定。自从接到验血结果的电话以后,他一直和皮尔逊一起等在这里。他俩处理了一些积压的外科手术汇报工作,工作进行得很慢,两个人的心思都不在这里。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还没有消息。十五分钟以前,柯尔门站起来试着问皮尔逊:“也许我应该去看看化验室有什么事情没有……”老头子抬眼看着他,带着乞怜的目光。然后,几乎是用恳求的口气说:“请你先别走,行吗?”柯尔门有点意外,答道:“行;如果你愿意我留在这儿,行。”于是他俩又继续做那消磨时间的工作。对戴维·柯尔门说来,这样等待也是很难受的。他知道自己几乎是和皮尔逊一样紧张,尽管目前那老头子的焦急更表露得多一些。柯尔门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思想上是多么牵挂着这件事。在血敏试验问题上,“他对了,皮尔逊错了”这个事实并没有给他什么安慰。现在他一心一意盼望的是:为了亚历山大,要让他的孩子能成活下来。他的这种感情使他自己也很惊讶;对于他这样一个人来说,能如此深刻地打动他,这是很不寻常的。他回想从刚到三郡医院起,他就很喜欢亚历山大;以后,见到他的妻子,知道他们三个人都是出生在同一个小城市,从而产生了一种小同乡的情谊。虽然没有明说,但是确有一种真挚的感情。时间过得很慢,每一分钟都象是比刚过去的一分钟更长一些。他想考虑个问题来占占他的脑子:当你想消磨时间的时候,这是个好办法。他决定把思想集中考虑一下亚历山大这个问题。他想,第一点:亚历山大这个孩子的孔姆斯试验结果是阳性的,这意味着母亲的血也有Rh敏感。他琢磨这会是怎么发生的。当然,有可能母亲伊丽莎白在第一次怀孕时就有了血敏情况。戴维·柯尔门分析:那不一定影响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死去的那个——他们怎么说来着——噢,对了,支气管炎。到第二胎才有血敏影响是更常见的。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是伊丽莎白在某个时期输入过Rh阳性血。他停住了,在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呼之欲出的想法,一个没有成形的想法,一种似乎要想出来可是还没有抓住的思路。他皱了皱眉,集中一下。突然他要探索的东西涌现出来了,思絮片片,凑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异常清晰明了。他的脑子记起:输血!新里士满的撞车事故!在伊丽莎白的父亲丧命的那个火车道口,她也受了伤,但抢救过来了。柯尔门又集中一下思想。他在回想亚历山大是怎么说到伊丽莎白那天的情况的。想起来了:“伊丽莎白差点没死了。他们给她输了血才活过来的。那是我第一次进医院,在医院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当然,已经过了这么久,永远也不能证实了。可是他敢用他的一切东西打赌,情况就是这样的。Rh因子在医学上是四十年代才发现的,又过了十年,Rh试验才被医院和医生普遍采用。在这段时间里,仍然有许多地方在输血时没有作Rh溶合试验,新里士满可能就是这样的地方之一。时间正好相当。伊丽莎白受伤的那次车祸应该是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他记得他父亲在事后曾经和他谈到过。他父亲!这又引起他另一个新的想法:是他自己的父亲——拜伦·柯尔门大夫——救护了亚历山大一家,也会是他决定给伊丽莎白·亚历山大输血的。如果给她输了好几次血,那血就一定不会是一个人献的,其中有一部分是Rh阳性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应该就是伊丽莎白发生血敏的原因。现在他肯定,一定就是这样的原因。当然,在当时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是她的血液里会因此产生Rh的抗体。可是,这些抗体潜伏在体内没有被发现,一直到九年以后才露出凶神恶煞的面目,要毁掉她的孩子。当然,即使这种假设属实,也不能责怪戴维·柯尔门的父亲。他一定是好心好意地根据当时的医学水平进行抢救的。那时候虽然已经发现了Rh因子,而且一定有些地方已经使用了Rh溶合试验,但是作为一个忙忙碌碌的乡村医生,很难要求他跟上医学的一切新发现。可是,他是不是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当时有些医生——包括不是专科的普通科医生在内——是会知道由于晚近发现的血型新组合而带来医学的新变化的。这些人按照新的标准去做了。但戴维·柯尔门分析,他们大概都是一些年青人。当时他父亲已经上了年纪了;他的工作时间又长、又累,没有多少看书的时间。可是这能算是说得过去的理由吗?如果是别人的话,他戴维·柯尔门能够因而原谅他吗?也许,他使用的是两套不同的准则——临到自己的亲属,即使是已故的父亲,就要使用一套比较宽容的尺度。这个思想使他很烦恼。他不安地感到,在这里,对父亲的个人感情和他一向最珍视的一些观点发生了抵触。戴维·柯尔门后悔想到这些。这使他产生一种不安的迷惘,好象对所有事情……都没有绝对把握了。皮尔逊这时又向他看了一眼,问:“现在有多长时间了?”柯尔门看了看表,回答:“一个小时刚过一点。”“我给他们打个电话。”皮尔逊急躁地伸手摸电话。然后又犹豫了一下,把手缩回来了。“不,”他说,“我看我还是别打了。”在血清化验室里,亚历山大也在计算着时间。一个小时以前,他去看过伊丽莎白,回来以后他有几次想试着做点工作。但是他很清楚,他的脑子集中不到工作上去,与其都作错了,不如不作。现在,他又拿起一个试管,准备再重新开始,可是班尼斯特走过来从他手里把试管拿走了。老化验员看了看化验单子,友好地说:“我来作这个吧。”他不很坚决地坚持了一下,班尼斯特说:“走吧,年青人,交给我好了。你为什么不到上边去陪你妻子呢?”“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看我还是留在这儿。柯尔门大夫说他一有消息……就来告诉我。”亚历山大的眼睛又转到墙头的挂钟上。他声音发涩地说:“时间不会太长了。”班尼斯特转过身去。“嗯,”他缓慢地说:“我看也是不会太长了。”伊丽莎白一个人在病房里。她静静地躺着,头倒在枕头上,眼睛睁着。当韦尔丁护士进来的时候,她问:“有什么消息吗?”那位头发已经灰白的老护士摇了摇头。“我们一听到消息就告诉你。”她放下带进来的一瓶桔子汁,说:“如果你愿意,我在这里陪你一会儿。”“好,谢谢你。”伊丽莎白微微一笑,护士把一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了下来。韦尔丁感到能歇歇脚很舒服;近来她的脚疼得厉害,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恐怕她的脚也要逼她退休的。她已经预感到在这里的日子不长了。但是,韦尔丁希望能为这两个年青人做点什么。她从一开始就挺喜欢他俩的,这一对夫妇在她看来象孩子一样。照顾这个很可能要失去自己亲生孩子的年青产妇,就象是照顾很久以前韦尔丁想要生可是始终没有生出来的女儿一样。这是不是有些傻气呢?她当了一辈子护士,到临退休的时候又变得温情起来了。她问伊丽莎白:“我刚进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我正在想象有一群胖胖的孩子在午后阳光照射的绿茵茵的草地上打滚。”伊丽莎白的声音有一种在幻梦中的味道。她说:“又回到了我小的时候,印第安纳的夏天。我常想有那么一天,我有了孩子,我就坐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象我们那时一样在草地上打滚。”“说到孩子们也真有意思,”韦尔丁说。“有时候,事实的发展和你想象的差得很远。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儿子,他已经长大了。”“噢,是吗?”伊丽莎白说。“我还不知道呢。”“别误会我刚才说的意思,”韦尔丁说。“他是个很好的孩子,是个海军军官。一两个月以前他结婚了。他写信告诉了我。”伊丽莎白在想象——生个孩子,以后接到一封信说他结了婚——这会是什么滋味。“我觉得我们始终没有彼此了解得很深,”韦尔丁还在说着。“看起来是我的不是——离了婚,从来没有让他有个真正的家。”“你会时常去看他们的,是吧?”伊丽莎白说。“你还会抱孙子呢。”“我也那么想,想了很多,”韦尔丁说。“我曾经设想那会多有意思呀!你知道的:有个孙子,在他们附近住着,晚上去给他们照看娃娃,还有别的诸如此类的事情。”伊丽莎白问:“现在怎么啦,不打算去了吗?”韦尔丁摇摇头。“我有个预感,如果我去的话,就跟去生人家里一样。而且,我也不可能常去的。你知道,我儿子的部队驻扎在夏威夷;他们上星期已经离开了。”她又带点很顽强的爱子之情说:“他本来是要来看我的,带着他的妻子。临来的时候又有了点别的事情,终于没来成。”她俩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韦尔丁说:“哦,我得干活去了。”她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补充说:“把橘汁喝了,亚历山大夫人。我们只要听到一点信儿,我就来告诉你。”肯特·欧唐奈直出汗,手术护士探过身子擦着他的前额。进行人工呼吸已经五分钟了。他手底下的小身体还是没有什么反应。他的拇指放在胸窝上,其他手指弯到背部。孩子太小,欧唐奈的两只手已经搭到一起了;他得悠着点劲,如果用力太大,那脆弱的骨头会象柴火棍似的散了架。他又一次轻轻地一按一松,诱导那疲劳弱小的肺叶恢复自己的职能。欧唐奈需要让这个孩子活过来。他知道,如果他死了,那将意味着他的医院——三郡医院——连它最基本的职能:给病弱者以适当照顾,都令人沮丧地没有完成。这个孩子没有得到适当照顾;当他需要最好的照顾的时候,他得到的却是最差的;他需要的是医学技术,得到的却是玩忽职守和怠慢。他通过他的手指尖向躺在他手下的濒于僵死的心脏传递他心里的一团炽热的情感。“你需要我们,而我们辜负了你;你找到了我们的弱点,你发现了我们的缺陷。可是,请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吧!让我们试试,咱们一起试试。有的时候,我们作的比这次好;不要从这一次的失误给我们下结论。在这个世界上,有无知、有愚昧、有偏见,也有盲人瞎马——我们已经暴露给你看了。可是,还有别的,有值得为之活着的美好的、温暖的东西。呼吸一下吧!这是那么简单的事,可是又是那么重要。“欧唐奈的手来回移动……一紧……一松……一紧……一松……一紧。又过了五分钟,实习医生用他的听诊器,仔细地听着。一会儿,他直起了身子,和欧唐奈眼神相遇,摇摇头。欧唐奈停住了;他知道没有用了。他转身对窦恩伯格小声地说:“恐怕他已经完了。”他俩对着看了一眼,彼此都知道是什么滋味。欧唐奈感到火在往上冒,他狠狠地扯下口罩和帽子;跟着又扯下橡皮手套,往地下一丢。他感到别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他的嘴唇绷成一条线,从牙缝里向窦恩伯格说,“好吧,咱们走。”然后,对实习医生粗声粗气地说:“如果有人找我,我在皮尔逊大夫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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