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励志美文 2020-04-26 19:29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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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美:吴晓波:自由与理想

美高美 1财经作家吴晓波的一篇励志感悟文章:自由与理想我进大学听的第一次大型讲座,是在复旦四号楼的阶梯教室,因为到的迟了,教室里满满当当都是人,我只能挂在铁架窗台上,把脖子拼命往里伸。那时是1980年代中期,存在主义刚刚如同幽灵般地袭入激变中的中国。一位哲学系的青年讲师站在台上,他大声说,上帝死了。如今想来,我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大抵是在那个复旦秋夜,我不再隶属于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组织或机构,甚至国家。我是一个属于自己的读书人。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这段诗句也是大学图书馆里读到的,不记得是哪本书了,但是过目即不忘,耿耿于怀。当时就想,中国书生的千年局促与荒诞就在这十四个字里了,我们这一辈应该学习做一个没有君王的书生。在大学这样的真空状态下,当一个思想自由的读书人似乎是容易的,你对社会无所求,社会与你亦无所扰。可是出了校门,后来的二十多年,却是一天接一天的不容易。做一个思想自由的读书人大学毕业是1990年。这个国家好像一夜之间被推进了商品化的潮流中,大概是在 1992年前后,一位熄灯之后阔谈康德和北岛的上铺同学,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新疆能弄到上好的葡萄干,如果在南方找到通路,可以发一笔上万元的大财。又过几周,一位厦门的同学来信,说杭州海鲜市场的基围虾都是从厦门空运的,问我能不能联系一个下家。去电视机厂采访,厂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盖了圆章的条子,凭这个买彩电可以便宜 300 元,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还有一次,陪一位饮料公司老板见市里的副市长。副市长一表人才,气傲势盛。两方坐定,老板突然从包里摸出一台半块砖头大小的摩托罗拉移动手机,小心翼翼地树在茶几前,副市长第一次亲眼目睹此物——在当年它相当于高级公务员十年工资,我分明感觉到他的气势硬生生地被压下了半头。那个年轻的我,握着一管钢笔的书生,夹在政商之间,猛然又想起性情与君王。到了年底,单位把大家召集起来,谈明年的工作目标。轮到发言,我说,明年的目标是挣到 5000 元稿费,做半个万元户。四座的叔婶辈们齐齐把无比诧异的目光射向坐在墙角的我。后来的几年里,疯狂地写稿子,为单位写,为单位外的报纸、电台写,为企业写新闻通稿、汇报材料、讲话稿甚至情况说明,为广告公司写报纸文案、电视广告脚本,再然后,写专栏、写书,一本接一本地写书。那些年,我开始信奉这样一句格言——作为知识分子,你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罗斯福的这句话里有一种决然的挣脱,它告诫我,读书人应摆脱对任何外部组织的人身和物质依附,同时,其职业选择应该来自兴趣和责任,而与生存无关。这是一种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最远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将具有道德行为能力的人局限于有产男性公民,即无恒产则不自由,不自由则无道德。在一个一切均可以用财富量化评估的商业社会里,思想自由不再是一个哲学名词,而是一种昂贵的生存姿态,它应基础于财富的自由。1990年代末,房地产业悄然趋暖,在财经世界浸淫多年的我,对照欧美和亚洲列国的经验,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长期行情,而一生中也许只能经历一次。于是,我将几乎所有的稿费积蓄都投掷于购房。这是一个特别单纯的行动,无需寻租、无需出卖。你只要有勇气和懂一些货币杠杆的知识,购入即持有,持有即出租,一有机会便抵押套现,再复循环,财富如溪入壑,水涨船高。2003年,我决定离开服务了十三年的单位。那时是中国财经媒体的黄金时代,我设想创办国内第一份商业周刊,在此前的2001年,我已经写出《大败局》,在商界有了一些信誉,有人愿意掏钱投资,有4A公司愿意入股并包销所有广告,我把这些资源打包成一份创业计划书,与至少三家省级报业集团洽谈刊号,不出预料的是,他们都表达了极大的兴趣,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以国家政策为由,提出控股的要求,有一家集团表示可以让民间持有49%的股份,剩下的 1% 实在不能让出来。但在我看来,那剩下的 1% 就是自由的边疆。最后,我放弃了商业周刊的计划。因为,书生不能有君王,即便为了理想,也不行。不能办杂志,不能办电视台、不能办报纸,但我除了办媒体又不会干别的,于是,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办出版。出版的书号也是牌照资源,但它有一个半公开的交易市场。有交易,就有自由,而只有自由前提下的理想才值得去实现。于是,有了蓝狮子。从第一天起,它的股东就全数为私人。十年以来,我一直被蓝狮子折磨。就商业的意义上,出版是一个毛利率超低、账期极长、退货率让人难以忍受的烂行业,在当今的三百六十行,只有它还在先铺货,后收款。在很长时间里,蓝狮子名声在外,但规模和效益却强差人意。不过,我却从来没有后悔和沮丧过,因为它是我的理想,而且是一个可以被掌控的理想,更要紧的是,与我的众多才华横溢的朋友们相比,我没有为了理想,出卖我的资本自由。浮生如梦,这一路走来三步一叹,别别扭扭。在我们这个国家,最昂贵的物品是自由与理想。它们都是具体的,都是不可以被出卖的,而自由与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卖。自由是世俗的,它不在空中,不在别处,它就在地上。作为一个读书人,你能否自由地支配时间,你能否自由地选择和放弃职业,你能否自由地在四月去京都看樱花,你能否自由地与富可敌国的人平等对视,你能否自由地抵制任何利益集团的诱惑,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心态或勇敢的问题,而是一种现实能力。与自由相比,理想则是一个人的自我期许和自我价值呈现的方式。千百年来,无数中国读书人为了理想以身相许,他们把自由出卖给帝王、党派或豪门,试图以此换取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我看来,这是不值得的。理想是一个人生的泡沫,可大可小,可逐步实现,也可以不实现,但是,自由不可须臾缺失。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论及人的荒诞性,曾说,一个人始终是自己真理的猎物,这些真理一旦被确认,他就难以摆脱。那么,一个人能否拥有与之制衡的能力?加缪提供了三个结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推荐阅读:吴晓波:时间让人与众不同

美高美 2

吴晓波

金钱让人丧失的,无非是他原本就没有真正拥有的,而金钱让人拥有的,却人并非与生俱来的从容和沉重。金钱会让深刻的人更加深刻,让浅薄的人更加浅薄。                                                                                                       ——财经作家吴晓波

文/牛小财

吴晓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财经领域的写作者,开始认识他,是在大学的一次管理学课程上,老师分享了他在《大败局》里的一个商业案例,说是一个叫做吴晓波的人写的,然后就买了他的书拿来看,接下来又看了他的激荡、跌荡、浩荡系列三部曲。

在他的笔下,从宏观上了解了整个中国两千多年的商业进化史,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自己慢慢也喜欢上了财经,一发不可收拾,这几年,一路体验着商业之美。

美高美,其实,每个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件事或者一个人,让自己开始对某个领域所迸发出来的美好而喜爱,有可能,一辈子就在这件事上,死磕自己,一生为之着迷。当然,也有一些人是没有在意,错过了。

26年前为了爱情,他来到杭州这个美丽的江南城市,始终践行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与美好,但也享受着商业带给他的富足。

他说他本能的对土地很有感情,所以当年马云有50万创办了阿里,马化腾有50万创办了腾讯,他呢,在杭州城郊,租了一个岛,在岛上种了大片的杨梅,开心的做着他的岛主,与世无争。他说,知识分子要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不被职业所绑架,失去自由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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