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励志美文 2019-12-15 15:12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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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和白话: 第九章 文言典籍

  9.1古今的变异
  我们翻看大型的四部目录或者大图书馆的古籍卡片,也许会有这样的印象:书名浩如烟海,想来必是历代典籍的总汇。如果这总汇的意思是,战国的著作加两汉的著作加魏晋南北朝的著作……,那就错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的全数古籍(公的、私的以及流到国外的),并不等于历代有过的典籍相加的总和。不只不相等,而且差得非常多。所谓差,不只是量,还有质。以下分项说说这种情况。

我国厉代的封建王朝,在取得政权,政治上稳定和巩固之后,常常要进行相当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图书经过整理,便编出很多种国家藏书目录。

  9.1.1存佚
  古物保存不容易,因为有多种原因使它毁坏以至消亡。以建筑为例,阿房宫、铜雀台等不用说了,近的如畅春园,已经没有痕迹,圆明园有痕迹,但少得可怜。与这类建筑相比,书籍还是幸运的,经过历代的天灾人祸,就总的说,只是减少而没有消亡。不过就个别的说,消亡的就太多了。过去人常说,十不存一,这像是夸大,其实,如果这是指中古(开始有刻本)以前,那就不是夸大,而是缩小了。中古以前,记录我国书籍情况的最重要的书是《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我们看看就可以知道,前者记录的,两汉之际还有,后者记录的,唐朝初年大部分还有(因为兼记录梁、陈、齐、周四朝),可是现在怎么样?尤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绝大部分没有了。中古以前,书籍更难于保存,有多种原因。一是都要手抄,种数不多,尤其声名差的,抄的人很少,常常成为孤本,很容易灭绝。二是时间长了,存储的条件差,会渐渐由损伤残缺而灭绝。三是经过多次天灾和战乱,每次都闯过,成为幸存者,很不容易。四是统治者有计划地大批焚毁,如秦始皇焚书,梁元帝江陵失陷烧图书十四万卷,隋朝烧谶纬书,都是。五是存储的人不能代代是读书种子,有些很有价值的书不受重视,糊里糊涂地扔掉了。中古以后,有了刻本,因为数量多了,情况好一些。可是又有了新的难于流传的因素,是刻书容易,难免收不胜收,有些书未必没有可取之点,只是因为得不到重视,日久天长,甚至时间不长,也就销声匿迹了。如郑振铎是用力搜集清人文集的,他在所著《劫中得书记》中说曾得八百多种,但有不少汉学家的文集还是找不到。清代尚且这样,上推到宋元明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们谈到文言典籍,就所能有的全数说,如果用加法表示,应该是:战国著作的残余加两汉著作的残余加魏晋南北朝著作的残余……总之,与曾经存世的相比,只是星星点点罢了。

我国历史上官修书目有史可查的,最早的是西汉刘向撰的《别录》和其子刘歆撰的《七略》。《七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分类图书目录。以后,魏晋六朝时有荀勖的《中经新薄》;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隋代有《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唐代有《群书四部录》;宋代有《祟文总目》和《中兴馆图书目》;明代有《文渊阁书目》和《内阁书目》;清代有《天禄琳琅书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等。

  9.1.2真伪
  上面第9.1节曾说,现存文言典籍的情况,还有质的问题。所谓质有问题,是现在有的,其中一些不是原装,甚至是冒牌,因而不能有一个算一个。简单说是有些书不真或不全真。《孟子·尽心下》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这是说,武王伐纣,他以为殷人应该不抵抗,《武成》篇说战争很激烈,所记不实。王充《论衡》有《书虚篇》,说“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所以不可信。所记不实,不可信,是所写与事实有出入,几乎可以说一切著作都难免。这里说的不真是另外一回事,是张三作的硬说是李四作的。这绝大多数是后代人的作品冒充前代人的作品,通称为作伪,所作为伪书。书的真伪问题,尤其古代的,很复杂,因为年代远,本身模糊,文献不足,参与争论的人见仁见智,常常是难于取得定论。最典型的例是《尚书》,由汉朝起就有今古文之争,一直争到清朝,阎若璩作了《尚书古文疏证》,辨析细,证据多,古文部分不真才像是成为定论,可是其后,《尚书》还是整体地被人奉为经典。还不只《尚书》,唐宋以来,辨伪风气越来越盛,由明胡应麟《四部正讹》、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到近人顾颉刚等编的《古史辨》,等等,提疑点,找矛盾,几乎一切早期的典籍都入了网罗,出现了漏洞。漏洞有大的,是全不真,如《竹书纪年》(原为战国时魏国史书,晋初出土,佚,宋以后人伪作)和《杂事秘辛》(明杨慎假托汉人作);有小的,是部分不真,如《庄子》杂篇《让王》《盗跖》等四篇,一般承认是伪作,《韩非子》前两篇《初见秦》和《存韩》也是这样,一般认为不是韩非所作。还有一种情况,是书的内容颇有可取,只是究竟为何人所伪托,却不能十分清楚,如《列子》(旧题列御寇撰)和《西京杂记》(一说刘歆作)就是这样。此外,还有阴错阳差的情况,如郦道元为《水经》作注,引书很多,有时述明出处,也常常不提出处,后代人读《水经注》,碰到是引文而不述明出处的,如大家都熟悉的《三峡》(引自盛弘之《荆州记》),就以为一定是作者的手笔,其实不是,这不是作者有意作伪,而是疏忽。另一种阴错阳差是张冠李戴,如欧阳修的词集(书名不一)里收了一些冯延巳《阳春集》里的作品,这不是盗窃,是后代编书人疏忽。作伪,一般是在先秦、两汉下功夫,因为书以古为贵。但也有较晚的,如《南渡录》假托南宋初年的辛弃疾,《心史》假托南宋末年的郑思肖就是。读文言典籍,真伪问题非常复杂,确定真伪不容易,确定为伪作以后,评定其史料价值也不很容易,这牵涉到辨伪的专业知识,不宜于多说。这里只是想说明,就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文言典籍的一点点残余,由货真价实方面要求,还不能不打些折扣。

除官修书目以外,在各个朝代所篆修的“正史”中,大都有反映历代典籍情况和文化学术思想发展动态的“艺文志”,后世称为“史志目录”。这类书目,《汉书》、《新唐书》、《宋史》、《元史》、《明史》中称为《艺文志》;《隋书》和《旧唐书》中称为《经籍志》。

  9.1.3正变
  正,指著作的本来面目;变,指著作或多或少有了改动,不是本来面目。以《论语》为例,战国时期曾经定稿,其后历代受到尊重,抄,刻,读,研究,应该说是受到稀有的爱护,可是汉人传授,不同的家数,字句不尽相同,可证是有了改动;并且,如《乡党》篇的“色斯举矣”,意义不明,有人推断“色”是错字,更可证今传本已经不是本来面目。保存最完好的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几乎可以说,时间不很近的著作,世间流通的,没有一种是定稿时的本来面目。其实,就是相当近的,如《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曾有定稿的手写本(只发现半部),与青柯亭刻本对勘,文字不尽同,这显然是刻书人作了改动。能够维持本来面目的大概只有稿本(现在有影印办法,不难看到)和作者自刻本,可惜为数不多。传世本不能维持本来面目,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残缺,二是改动。原因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两类。残缺是来自各种变故,上面第9.1.1节曾经谈到。改动的情况比较复杂。一种是想恢复本来面目的改,就是校勘。因校勘而改,有可能改对了,但也有可能改错了。一种是传抄的改。有刻本以前的著作,靠抄写流传。抄,低手可能略识之无,最容易认亥为豕,因而不能不错;高手有高手的毛病,有时会随己意修改,甚至化繁为简。其结果是传抄次数越多,距离本来面目越远。有了刻印办法,情况会好一些,但一再翻刻,也会出现校勘和传抄那样的问题(明朝人刻书常常任意删改),因而也就难于保存本来面目。
  变动大小,一般说是由时间和书的性质决定。就时间说,是越古越厉害,有了刻本以后,尤其到明清,情况就好多了。就书的性质说,是声名小的比较厉害,地位高的,如正史、大名家的文集之类,情况就好得多。至于变动的情况,那是五花八门,一言难尽(详见有些目录的解题)。这里想由重到轻,举一点点例。一种是“辑佚”。原书早已散失,可是其他书,如《文选》注和《太平御览》之类,常常引用它的语句,于是可以把这些都搜集来,编在一起,成为同名的一本书。清朝人喜欢做这个工作,如马国翰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收书六七百种之多,都是这样拼凑的。当然,这样辑成的书只是名同,与原书的实况是距离很远的。一种是“残缺”。这是原书还有,只是不全了。先秦两汉著作,这种情况很多,如《管子》原为八十六篇,今传本缺十篇;应劭《风俗通义》原为三十篇,今传本只剩十篇。再一种为“错乱”。如《老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的帛书本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今传本却颠倒过来;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原来有正文有子注,后人连写,把两者混在一起,累得不少人在分辨,上费力量。还有一种是“改字”。改的幅度有大有小,这里只说小的,如《论语·学而》“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旧抄卷子本有“道”字,今传本没有,可见是经过改动(多半是漏抄);陶渊明《桃花源记》“欣然规往”,有的本子“规”作“亲”,意思不对,显然也是改动过的。还有一种特殊的改字是避讳,如唐高宗名李治,“治乱”要改为“理乱”,清康熙皇帝名玄烨,“玄鸟”要改为“元鸟”。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两歧”。如王之涣《出塞》,通行本作“黄河远上白云间”,《乐府诗集》本作“黄沙直上白云间”,南唐中主《摊破浣溪沙》中名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马令《南唐书》上句作“细雨梦回清漏永”,都是可此可彼;但原作只能是一种,可见也是有了改动。这种种情况都表示,我们读的文言典籍,虽然一般都标明作者,可是与作者原作总不能不有或大或小的差异。

我国古代的官修书目大部分都已失传,其内容凭借历代的“史志目录”基本上保存了下来。后来有不少的史学家和目录学家从事补撰史志目录的工作,使历代封建王朝都有一部断代的著作目录。这些目录连接起来,便成为一部我国两千多年来的极其巨大的全国图书总目。

  9.2.1版本的形式
  书籍版本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只有多看(看讲目录的书,看实物)多记才能了解个大概。这里只是想回答一个小问题:所谓文言典籍,都有什么样式的?可以由粗到细谈三个方面。先谈外形。外形也相当复杂,但可以按照时间的顺序,概括为三类:最早是“册”,中间是“卷”,靠后是“本”(用常识一本书的“本”的意义)。
  秦以前,文字大多是写在细长的竹片或木片上,称为简或策。把简竖着像横放的竹帘那样排在一起(右在前,左在后),靠上、靠下(或兼中间)用丝绳或皮条横着编起来或穿起来,展开可以读,读完可以由左向右卷起来,是册。表示册的单位是编或篇,后来也称为卷。如《孟子》七篇,每篇分上下,总数应该是十四卷。这样的书,我们想找来看看当然做不到了。但可以根据文献资料考见个大概。一种是远的,西晋初年汲郡人不(姓,音fōu)准盗战国魏王(一说襄王,一说安厘王)墓,发现竹书几十车,虽然已经散乱,推想都是这样编连的。一种是很近的,1975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战国到秦的墓葬十二座,在十一号墓里发现秦代竹简一千多支,合成《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等十种法律书,竹简上中下有丝绳编系的痕迹,可证也是这样编连的。
  册很笨重,《庄子·天下》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而且容易散乱,《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读(易经》,曾经“韦编三绝”。所以在先秦时期就有用丝织品(帛书)写文字的办法。帛是横向很长的一幅。文字写在上面,不必再编连,可以径直卷起来,成为一卷。这样的卷,只有很少的见于出土文物,想看看实物是不容易了。但是可以大量地看到写在纸上的,那是清朝末年在敦煌石室发现的唐朝及其前后写的卷子(内容主要是佛经)。卷子一般是很长的,要把许多张不很长的纸粘连起来。写是由右端开始;左端连在一个细圆木轴上,以轴为中心,向右卷成一卷(或一轴),这样,开卷就可以按文章的顺序读下去。到现在,书大多还称为若干卷,就是实际已变而用的仍是旧名。
  卷轴也有不方便的地方,是想看一卷的尾部,必须把前面一长幅都展开。于是有人(可能是和尚)想出折叠的办法,就是不再卷,而是横着以四五寸为一段,左折右折地使长的纸成为长方形的一叠(像现在的书本),名为经折装或梵夹装。现在装裱碑帖拓片,大多还用这种形式。这样一改,想读一卷的末尾,就可以只展开尾部而前部不动。经折装有字的一面各页不连,纸背各页也不连,因而还可以展成有折的长幅。也许是为了加强整体性,有时用一幅整纸,左半粘在书本的上面,右半粘在书本的下面,形成完全同于现在的平装,就成为旋风装(意思是一页一页翻检很方便,像刮旋风一样)。此外还有蝴蝶装,形式同于现在的有些地图集,展开,左右两半连为一幅。以上这些属于“本”装的前期。其后到了过渡型,是包背装,一页分为前后两版,折叠,书背用纸或绫包裹,形式同于现在的精装。明朝是包背装和线装交替的明期,前期,尤其比较贵重的书仍旧用包背装,如《永乐大典》(这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如《四库全书》还是用包背装)。但是线装优点多,简便,坚固,因而木刻本的形式,明清时期,演变到最后,由线装独霸了。也就因此,我们提到古籍,想到的形象总是木刻、纸印、线订的长方形的本子。

从宋代以后,由于雕版印刷的发达和普遍应用,给书籍的流传创造了便利的条件,私人藏书家日渐增多。于是就出现了私人藏书的目录。据记载,宋代以来有数以千计的藏书家,编制和流传下来的私人藏书目录不下数百种之多。其中较著名的有:南宋晃公武撰的《郡斋读书志》,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附有提要的私家书目。其后是《直斋书录解题》南宋陈振孙撰。《遂初堂书目》,南宋尤轰辑,是一部记载家藏图书的简目。在这部书目中,第一次记载了不同版本,开创了后世版本目录的先河,在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晁氏宝文堂书目》,明代晁瑮撰。其中子杂、乐府两类中,著录了好多种元明话本和杂剧、传奇,对研究我国古典小说和戏曲颇有参考价值。《千顷堂书目》,明代黄虞稷撰,收录明代著作颇为详备,是考查明代典籍的重要目录。《清代禁毁书目》附《补遗》和《清代禁书知见录》,前一书目为清姚觐元编,从中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对过去历代文化的摧残情况;后一种为孙殿起所辑,从中可以了解清代所查禁的书有哪些现在还可以找到。《书目答问》清张之洞编。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情况,简明扼要,实是一本适合初学者需要的门经书。

  9.2.2各种版本
  这里想谈的是“多种”刻本都有什么样的版本。限定刻本,是因为:一是册和卷没有版本问题;二是稿本、抄本的影印本数量很少;三是石印、铅印时代很近,关系不大。刻本(或称刊本),作为版本,由于刻印方面的各类特点,名称很多。例如着眼于时代的不同,有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宋元刻本名贵,难得,有人照原本再刻,于是又分为原刻本和翻刻本。刻书有公私。公的,如明有南北监本,清有内府(主要是武英殿)本;各官署刻书也属于此类。公家财力雄厚,人才多,一般说,所刻质量比较高。与公刻相对,有私家刻的,称家刻本或家塾本,一般说也是好的;坊刻本也属于此类。专着眼于质量高低,有精刻本、坊刻本(或称通行本)的分别。精刻本不只刻得好、印得好,有的还经过有名学者校勘;坊指一般书铺,质量当然就差了。讲版本,有时还着眼于开本的大小,开本小得多的称巾箱本(也称袖珍本)。着眼于字形的大小,分为大字本和小字本。着眼于字的颜色(绝大多数是黑色),还有少数朱印本、蓝印本和三四种颜色的套印本。字一般是刻在木板上,武英殿有一些书是用木活字印的,称聚珍本。刻板印书,有的印数多,分先印后印,先印的清楚,称初印本,后印的模糊,称后印本。此外,还有少数,字由作者自写(如郑燮《板桥集》)或由名书家写(如王士禛《渔洋山人精华录》是林佶写的),然后刻印,称写刻本,性质同于精刻本。时代早的刻本和精刻本等比较难得的,统称善本,其他是通行本。版本还有更细的分别,如汲古阁本(毛晋所刻)、湖北局本、《古逸丛书》本(黎庶昌所刻)等,那已经超出样式的范围,可以不谈。

综上所述,古籍目录书大体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和私人藏书目录等。由于篇幅所限,这些书目不能一一论述,现将其中最重要的几种依时代顺序简述如下:

  9.2.3不同版本
  这里想谈的是“一种”书都有什么样的版本。有很多书是只刻一次的,那大多是因为作者声名不很大,所作不怎么受人重视。相反,作者(有些早期的著作不知作者)和所作都显赫,就几乎都刻过很多次。刻印次数多,不同的版本可能有高下的分别;想分辨高下,就不能不先弄清楚有什么版本。这当然是很难的,因为人的见闻有限,就算各种目录记载得相当丰富,遍看各种目录总是很费力的,何况丰富并不等于没有遗漏。还有,即使能够知道都有哪些版本,其中多数可能已经散失,或者是收藏在某处的善本,看到也很不容易。因此,所谓一种书的各种版本,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要求的只是了解一些既能看到又比较流行的,以及哪一种好些,哪一种差些。这也有范围大小的分别。范围大的是一种“著作”的不同版本。如陶渊明的诗文,通行的版本有影宋刊苏(轼)写大字本、影刊南宋汤汉注本、影刊曾集编本、焦竑刊本、李公焕笺注本、何孟春集注本、吴瞻泰汇注本、陶澍注本等,其中陶澍注本时代靠后,内容当然较为丰富。又如杜甫诗,历代各种刻本几乎多到数不清,通行的有《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贵池刘氏覆宋本、钱谦益注本、玉勾草堂刻巾箱本、杨伦《杜诗镜铨》本、浦起龙《读杜心解》本、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本等,其中仇兆鳌详注本内容最丰富。范围小的是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如刘向《新序》,有铁华馆仿宋本、明经厂刻本、何良俊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汉魏丛书》本等,其中《四部丛刊》本和《汉魏丛书》本都可用。又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有原刻本、粤雅堂刻本、长沙坊刻本、成都志古堂刻本、余氏宝墨斋刻本、刘氏《章氏遗书》本等,其中原刻本和《章氏遗书》本都可用。此外,为了利于阅读和研讨,也要注意近年经过整理的新印本。新印本后出,是现代人所编,常常材料丰富,条理清楚,通俗易解,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编《李清照集》之类就是这样。

一、《别录》与《七略》

  9.3.1目录
  目录一名现在常用,人们多见的是指书之内的篇章节的名称;有时在书之外,指若干种书的各自的名称。这和古代的用法差不多,但有个小而相当重要的区别。例如西汉刘向校中秘书(皇家所藏)的时候,目是指书名,兼把书名和书的各种情况的说明写下来叫录,总称为目录。这书的说明,后代称为解题或提要,目录就只是书篇的名称了。名称很重要,比如到商店买物,如果没有名称,买卖双方就都没有办法,除非用手指指点点。书籍多到数不清,读书的人想知道都有什么书,自己需要的是哪些,以及怎么能找到,如果没有目录,那就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此,就像到某地旅游必须有个游览图一样,想了解文言典籍的情况,就必须先具有一些旧典籍目录的知识。

我国历史上官修书目有史可查的,最早的是西汉刘向撰的《别录》与其子刘歆撰的《七略》。《别录》先后达二十年之久成书,共20卷。其内容包括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著者生平思想、说明书名含义、著书原委与书的性质、辨别书的真伪、评论思想或史实的是非、剖析学术源流以及确定书的价值。每篇叙录,实是一书的简要介绍。后来刘向又“别集众录”,故书名《别录》。在刘向死后,他的小儿子刘歆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别录》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国家的藏书,完成了当时的藏书总目录——《七略》。

  9.3.2前期后期
  书籍分类编目,有文献可考的,是从西汉后期刘向校中秘书开始。目录完成,汇为一编,就成为我国第一部目录书《别录》。《别录》把当时皇家藏书一万多卷分为六部三十八类:第一部“六艺”,包括《易》《诗》《书》等九类;第二部“诸子”,包括儒、道、阴阳等十类;第三部“诗赋”,包括赋、屈原等赋、陆贾等赋等五类;第四部“兵书”,包括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等四美;第五部“数术”,包括天文、历数、五行等六类;第六部“方技”,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等四类;六部前有总序,合为七部。我国古今书籍编目分类,都是以书内容的性质为标准。但古籍所谓内容,与我们现在的看法不尽同,如第一部六艺,或说经书,是因为出自圣王,身分与众不同,才自成一部的。这个传统一直维持了两千多年,直到近年改用新的西化分类法才被打破。刘向死后,他儿子刘歆继承父业,把“别录”简化,编为《七略》,意思是存《别录》七部之略,分部是: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别录》和《七略》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是抄《七略》的,所以就成为现存的我国第一部最有系统的目录。这七部(书目只是六部)分类法对后来影响很大,如宋王俭撰《七志》,梁阮孝绪撰《七录》,隋许善心撰《七林》,都是以七为部的总数。唐朝以前,也有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的,如西晋荀勖、东晋李充、宋殷淳等就是这样。不过这四部分类法与后期不尽同,因为甲乙丙丁并不表示书的性质。总之,前期分部是以七为主,或者向下游移,变为五或四,但没有定局。
  后期由唐初修史,编《隋书·经籍志》开始,改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一是经部,包括《易》《书》《诗》等十类,二是史部,包括正史、古史、旧事等十三类,三是子部,包括儒、道、法等十四类,四是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共四十类;四部之外附有道经和佛经。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这种四部分类法成为后期的标准,此后公的,如各正史艺文志等,私的,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大多是照用。后期目录书,内容最多、分类最细、势力最大的是清乾隆年间官修的(由纪昀整理定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四部分类的情况是:一为经部,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共十类;二为史部,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共十五类;三为子部,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数术、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共十四类;四为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共四类。四部相加,共为四十四类。有的类内容复杂,再分为小类,如经部礼类再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礼通义、通礼、杂礼书,共六小类;史部地理类再分为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共九小类。大类小类相加,分类超过一百。我们想了解旧时代典籍的情况,翻阅目录,可以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当作架子,然后对照着看其他各时代各种类型的目录,就可以事半功倍。

《七略》,七卷,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分类法。它采用学术分类的标准,将全部图书分为七部,每部称“略”,在大类“略”下又分小类三十八“种”。奠定了我国图书馆目录的基础。以后的公私藏书,都纷纷效法,编制藏书目录。可惜《别录》与《七略》这两部书,早在唐末即已遗失,后来虽有很多辑本,但都极不完全,不能窥其全貌,只有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尚能看到《七略》的梗概。这部目录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对我国的目录学、图书分类法、图书编目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七略》开我国图书七分法的先河。此后,南北朝宋王俭的《七志》,梁阮孝绪的《七录》、隋代许善心的《七林》都是应用七分法的,形成了目录学中七分法的一大系统。就是以后晋代荀勖《中经新簿》所开端的四分法,实际上也源于《七略》。《七略》使用的互著与别裁方法也是刘向、刘歆对目录学的重要贡献。这种方法一直成为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直到今天,还在许多书目中广泛应用。在《七略》内,还对每部书都编有很精粹的内容提要,说明了书中的主要旨意。使学者即不读其书就能略知其书内容,这种“条其篇目,撰其旨意”的方法,影响了一千年来的目录著作,我们今天的解题、提要、书评就是从这里引伸出来的。

  9.3.3各种目录
  目录,已经散失的,如刘向《别录》、荀勖《晋中经簿》之类不算,存世的仍是数量很大,想了解个大概也不很容易。这里只能分类举一点点例。目录,尤其前期,绝大部分是公家的。这也难怪,因为书的绝大多数是在公家手里。公家目录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记皇家秘府所藏,《别录》、李充《晋元帝四部目录》、刘孝标《梁文德殿正御四部目录》、唐元行冲《群书四部录》、宋王尧臣《崇文总目》等都是;一类是史书艺文志,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都是。私家的目录,现存的由宋朝开始,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是很有名的。宋以后,刻书盛行,私人藏书的越来越多,收藏量越来越大,私家目录如雨后春笋,简直数不胜数,如明范邦甸《天一阁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清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等都是很有名的。以上是一般的。还有各种性质的书目,如《出三藏集记》和《开元释教录》是佛经目录,《金石录》和《宝刻丛编》是金石目录,《宣和画谱》和《秘殿珠林》是艺术目录,《天禄琳琅书目》和《百宋一廛书目》是善本目录,等等。初学,想了解文言典籍的概况,能够找一两种讲目录的书看看,大有好处。

《七略》的分类系统细密,类名适当,也一直为后世所称道。《别录》、《七略》对目录学的创造性贡献,都是我们今天应该继承的优秀民族文化遗产。所以范文澜说:“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就是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

  9.3.4目录的利用
  有关目录的知识,以博为好;至于利用,那就可以择要。所谓要,是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能够为现代的读者引路。比如各史艺文志,尤其早期的,其中的许多书没有传下来,我们看它就用处不大。又如各种善本书目,其中的书即使没有散失,我们也难于找到,因而看它也用处不大。还有,有很多目录只列书名、版本等而没有解题,就不能起引路的作用。各种条件都计算在内,最合用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因为一,它时代近,所收的书,绝大多数还能找到;二,收书多,正式抄存和存目相加,超过一万种;三,每一种都有相当详的提要,介绍版本、作者、内容、流传等情况,并评论其得失;四,书有多种版本,中华书局影印本并有书名和作者的索引,便于检查。这部书介绍古籍,无论评论还是考证,都有精到之处(当然也难免失误,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曾指出一些),所以学文言,探索文言典籍,我们可以把这部书当作书名辞典使用。
美高美,  如果目的不是往深广方面探索,而只是想知道比较重要、比较通行的古籍都有哪些,以及某一种都有什么版本,那就可以参考张之洞(有人说是缪荃孙)编、范希曾补的《书目答问补正》。这部书收书两千多种,体例依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略有变更,并收丛书和初学读本。优点是能够告诉读者,想读某一种书,可以找到什么版本,宜于用什么版本。
  所举版本都是通行的,容易找到的,所以实用。
  明清以来,有集多种书刻成丛书的风气,有些书,单行的难找,常常可以在丛书中找到。所以读古籍,最好能够熟悉丛书的情况。近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丛书综录》三册,内容丰富,条理清楚,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一,现存的还有哪些丛书,每一种都收了哪些书;二,某一书是否收入丛书,如果收了,收入哪些丛书;三,某一作者有什么著作收入丛书,以及收入哪些丛书。现存丛书几千种,所收之书若干万种,因而读古籍,有这部书作向导就方便多了。

二、《汉书·艺文志》

  9.4整理
  文言典籍,特别是早期的,文字简古,有的还有残缺、错乱的情况,因而不容易读。为了化难为易,历代都有人做整理的工作。整理过的比未经整理的易读,所以读古籍,最好能够知道整理的情况。这情况,有具体的,就是某一种书,都有什么人整理过,怎么整理的,现在想读,以哪一种本子为最好。显然,这样的具体情况是说不尽的。所以这里只想说说概括的,就是常用的整理方式。这有三种,是章句、校勘和注解。
  有新式标点符号以前,我国所有著作的文字都是连写。这读起来当然费力,有少数地方还会断不清。汉朝的经师用立于学官的各种经典作教材,为了弟子能够读得正确,就把文字分章断句,于是有了章句之学。例如《诗经》,今本《周南·关雎》后面写“关雎五章,章四句”,《召南·草虫》后面写“草虫三章,章七句”;《孟子》,今本第一篇标题是“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第二篇标题是“公孙丑章句上(凡九章)”:这都是章句之学的痕迹。章句,看起来容易,其实不然。因为分章断句之前,必须能够正确理解。以断句为例,《论语·子罕》“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是传统的读法,近人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举出许多证据,说“夫”字应该属上;《孟子·告子下》“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是传统的读法,近来有人怀疑,由句法方面看,“行”也许应该属上。
  断句有时不易,可见章句之学是不可轻视的。
  校勘一般是与注解同时进行,这里分开说是为了方便。这是随着文字传抄有误产生的。《吕氏春秋·察传》记载,卫国有人读史记(古史书名),说“晋师三豕涉河”,子夏听见,说“三豕”是“己亥”之误,这已经是校勘。到汉朝经师,校勘也成为专业。这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像卢文弨、王念孙、俞樾等还写了专书(《群书拾补》《读书杂志》《古书疑义举例》等)。对某一种书进行校勘,一方面要有广泛的材料,如不同版本,其他书的引文,本书上下文,有关的知识,等等,另一方面要有评判的能力;否则就很可能错。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多举证,提看法,而不径自改动。不管怎样,我们总要承认,经过校勘的书,一般是比较容易读的。
  整理古籍,注解是最难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它牵涉的面最广,没有渊博的学识难于胜任。由汉代起,历朝都有这方面的专家以及这方面的名作,如郑玄的多种经书注,《史记》的三家注,《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文选》的李善注,《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注,以至《说文解字》的段玉裁注,等等。注解有各种名称,如注经名“传”,兼注经传名“疏”;此外还有“笺”“注”“解”“索隐”“正义”等。就来路说,注解有出于一人之手的,如《庄子》郭象注;出于一人之手而吸收前人注解的,是集解或集注,如朱熹《四书集注》。注有出于多人之手的,如《文选》有五臣注和六臣注。还有的书,前人注过后人再注的,如《楚辞》先有王逸注,后有洪兴祖补注。有的重要典籍,注本不只一种,如杜甫诗和韩愈文,注本都很多。由内容方面看,注解通常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训诂,就是用浅易的词句解释古奥词句的意义,如果词句牵涉到古名物或古事古语,也要指明形制和出处;二是正音,就是用直音、反切等办法注明生僻字和变读字的读音;三是明义,就是阐明词句的微言大义;四是证事,就是引用其他史料来更详细地说明情况;五是校勘。古人作注解,常常因原书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偏重,如《老子》王弼注着重明义,《三国志》裴松之注着重证事,《文选》李善注着重词句的来历。旧注当然都是用文言,而且,常常是现代读者会感到难解的,它却未必注。但从积极一面看,它总是给我们解决了大部分疑难,所以读文言典籍,一定要学会利用旧注。

《汉书》一百乙十卷,是东汉班固在其父班彪所著《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全书历时二十余年写成。《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它详细记载了西汉王朝二百年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班固修改《史记》八书为《汉书》十志,《艺文志》是《汉书》十志之一。

《艺文志》是《汉书》中独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史记》无《艺文志》。《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目录书,是班固依据《七略》编成的。它不仅著录了西汉官府的藏书,而且还分析了学术源流和派别,是我国目录学史上一篇杰出的代表作。

班固删取《七略》中原有的第一部分《辑略》改称为“序”,所以《汉志》虽无《辑略》之名,却存《辑略》之实。《七略》著录各书,原有简明提要,班固全部删去,只在有说明必须时节取作为小注。全书分六大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六略。略下分38种、596家、13269卷。《别录》《七略》虽早已亡佚,但《七略》的节本——《汉书·艺文志》却随同《汉书》一直流传至今。班固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开始了史书收入书目的办法。《汉志》保存了《七略》的基本内容,并创立了又一种目录类型——史志目录。另外它还影响着后世史书的编篆。如:隋、唐、宋、明清各史也都有艺文志或经籍志。《汉书》不仅给后世偏正史以影响,而且还使后世目录学家对没有艺文志的正史补作了艺文志,因而产生了不少史志目录。如《三国艺文志》、《补晋书艺文志》、《补南北史艺文志》、《补五代史艺文志》等,成为我国目录学遗产中最丰富的一部分。

三、《魏中经簿》《中经新簿》与《晋元帝四部书目》

魏晋以来,典籍日众,《七略》所有各部难以尽收。于是不得不别用概括之法——四部分类法。《魏中经薄》共十四卷,魏秘书郎郑默撰。书成于魏明帝青龙三年(公元235年)。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秘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张华整理古籍,又得极家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勖乃因郑默《中经》,更著《中经新薄》。此书正文14卷,另附佛经2卷。共著录图书1885部,20935卷。是中国较早的一部以四部分类为主的书目。《中经新簿》的主要成就是开创了四部分类法,变革了图书分类的体系。它反映了《七略》以后由于学术发展,文化典籍增多的情况。缺点是只记书名、卷数与作者,没有提要或题解。

东晋李充,于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撰成《晋元帝四部书目》,著录图书3014卷。《七录·序》称充“因荀勖旧薄四部之法,而换乙、丙之书”。此书规定了经、史、子、集四分法部次,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历史证明,后世各代国家藏书目录大都遵循了这样的次序,这也正是李充在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

四、《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唐代魏征等撰,是我国现存的第二部最古的目录,仅次于《汉书·艺文志》。成书于贞观年间(公元629—636年)。《隋书》“志”原为唐贞观年间《五代史志》的原稿,后来编入《隋书》的。五代藏书目录都已亡佚,但从《隋志》可以了解到五代藏书的实际情况,是研究唐以前古籍流传情况的唯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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