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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和白话: 第二章 何谓文言

  14.1.1文白界限问题
  文言和白话有分别,概括地说,文言是以秦汉书面语为
  标本,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白话是参照当时口语而写成的文字。可是两者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以词汇和句法而论,它们有异点,可是同点也不少。还有,在历史上,它们虽然是分了家的,可是分得不彻底,不只你来我往不少,有时甚至还合伙过日子。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想到界限问题。这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如果把一块场地分为两半,规定一半放文言作品,一半放白话作品,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能够顺利地完成吗?恐怕困难很大,因为情况复杂,有些作品会难于处理。
  这个问题自然是古已有之,可是直到“五四”时期才表面化,因为在此以前,文言和白话和平共处,就用不着也想不到分家问题。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是胡适。他宣扬文言是死文字,创造的文学是死文学;白话是活文字,创造的文学是活文学。怎见得?于是他作《白话文学史》,证明在历史上,凡是有价值的作品都是白话的。这部文学史只写了上卷,止于唐朝元稹和白居易。看目录,元白以前有王、孟、高、岑和李、杜等,专说杜,不只收了《丽人行》《哀王孙》等,还收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都算白话,恐怕除他本人以外,没有人会同意。他自己大概也感到这将是孤军作战,于是在《自序》里说:
  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的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依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歇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
  看来这三个意思可以单用,就是只具备一个条件也算,如果是这样,那就远到《孟子》和《战国策》,近到《阅微草堂笔记》和《春在堂随笔》,都成为白话作品了,因为不只明白晓畅,而且是不加粉饰的。这样放大范围,结果当然是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更加模糊,如周作人在《文学革命运动》一文中所说:“即在胡适之先生,他从唐代的诗中提出一部分认为是白话文学,而其取舍却没有很分明的一条线。即此可知古文白话很难分,其死活更难定。”(《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

  2.1文言与白话有别
  一本书或一部书,一段话或一篇文章,甚至短到一句话,是文言还是白话,一般说,常识是容易分辨的。例如:
  (1)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刬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欧阳修《丰乐亭记》)
  (2)话说大宋高宗绍兴年间,温州府东清县有一秀才,姓陈名义,字可常,年方二十四岁。生得眉目清秀,且是聪明,无书不读,无史不通。绍兴年间,三举不第,就于临安府众安桥命铺,算看本身造化。那先生言:“命有华盖,却无官星,只好出家。”陈秀才自小听得母亲说,生下他时,梦见一尊金身罗汉投胎,今日功名蹭蹬之际,又闻星家此言,忿一口气,回店歇了一夜,早起算还了房宿钱,雇人挑了行李,迳来灵隐寺投奔印铁牛长老出家,做了行者。(《京本通俗小说·菩萨蛮》)
  (3)然而言者,犹风波也,激荡既已,余踪杳然,独恃口耳之传,殊不足以行远或垂后。(鲁迅《汉文字史纲要》)
  (4)迎神赛会这一天出巡的神,如果是掌握生杀之权的,——不,这生杀之权四个字不大妥,凡是神,在中国仿佛都有些随意杀人的权柄似的。(鲁迅《朝花夕拾·无常》)
  例(1)(2)都是宋代作品,例(3)(4)是现代并且是同一个人的作品,可是稍有看文经验的人都能够知道,(1)(3)是文言,(2)(4)是白话,而且不会有人不同意。这样断定的根据是什么?是文言和白话,各有各的行文习惯,或说得具体些,一部分词汇和句法有独占性,不通用。例如词汇方面,“按其图记”的“按”,白话不用,“还了房宿钱”的“还”,文言不用;更明显的是虚词,表完成,文言不用“了”,白话不用“矣”。句法方面也有这种情况,如“何可胜数”的说法,白话不用,“姓陈名义”的说法,文言不用。这类不通用的说法好像京剧角色的穿戴,有表现主人身分的作用,主人是什么人物,常看京剧的人可以一望而知。因此,我们可以说,就通常的情况说,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总是泾渭分明的。但这是通常,不是处处如此。吕叔湘先生于1944年写了一篇论文,题目也是《文言和白话》(刊于《国文杂志》3卷1期,后收入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吕叔湘语文论集》),在文章第二部分的开头,他举古籍中的十二段文字为例,说明有时候,文言和白话的界限并不清楚。这十二段文字,哪些应该算文言,哪些应该算白话,请他的一些朋友看,意见不一致;甚至同一个人,初看和再看,对于有些段,意见也不一致。以下是十二段文字中的(5)和(6)。
  (5)臣以今月七日预皇太子正会,会毕车去,并猥臣停门待阙。有何人乘马当臣车前,收捕驱遣命去。何人骂詈,收捕谘审欲录。每有公事,臣常虑有纷纭,语令勿问,而何人独骂不止,臣乃使录。何人不肯下马,连叫大唤。有两威仪走来击臣收捕。尚书令省事倪宗又牵威仪手力击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录令公人?
  凡是中丞收捕,威仪悉皆缚取。’臣敕下人,一不得斗。凶势辀张,有顷乃散。(宋书·孔琳之传,奏劾徐羡之)
  (6)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
  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梁书·曹景宗传)
  像这样的文字,我们看了,印象会是半文半白,不文不白,也就是算文言算白话都有困难。但是,文言和白话终归是不同的语言,应该能够分作两个集团。分,要有标准,或说是,所分的类都应该有明确的定义。关于定义,白话的容易,是已经有文言的时候,照或基本上照当时口语写的文字。文言的不那么容易,因为不能单纯地靠有时间性的口语解决问题。

  14.1.2界限不清的情况
美高美,  很难分,是因为分家本来就没有分清楚。也难得分清楚,因为文言和白话是一种语言走向两歧的路,而不是由不同的路走来的两种语言。这“一种”规定它们有很多同点,如都用汉字,词汇有同有异,句法大同小异;关系更重大的是使用者都属于号称炎黄子孙的一群,他们大多兼通文言和白话,即使常常是文而不白或白而不文,但总难免,有些人不知不觉就利用他们笔下的自由,忽文忽白,或既文又白了。这种文白断而又连的情况,程度有轻重的不同,以下由轻到重,谈谈几种较明显的。(一)词语,句式,有很多是文言和白话通用的。如:
  (1)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
  (2)家贫未遇,夫妻二口,住于陋巷蓬门。(《今古奇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例(1)是文言,例(2)是白话,可是除“蹊”以外,词语都可以交换使用;句式也是两处都通用。这说明文言和白话,即使不是一家人,也总是同族近亲。
  (二)白话吸收了文言成分,如成语和一些惯用语之类,虽然可以看作白话语汇的一部分,可是文言的色彩很明显。
  如:
  (3)次日,蘧公孙上厅谢亲,设席饮酒。席终,归到新房里,重新摆酒,夫妻·举·案·齐·眉。此时鲁小姐卸了浓装,换几件雅淡衣服。蘧公孙举眼细看,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三四个丫鬟养娘,轮流侍奉。又有两个贴身侍女——一个叫做采蘋,一个叫做双红,都是·袅·娜·轻·盈,十分颜色。此时蘧公孙恍如身游·阆·苑·蓬·莱,·巫·山·洛·浦。(《儒林外史》第十回)
  (4)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
  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起,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那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坷·不·遇的才子,受尽了·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这些加点的词语在这里虽然可以看作已经化入白话,但借用文言的痕迹却是很明显的。
  (三)还有并不化入的搀合。文言作品夹用白话,上一章已经谈到,这里只说白话作品夹用文言的。如:
  (5)那宝玉也在孩提之间,况他天性所禀,一片愚拙偏僻,视姊妹兄弟皆如一体,并无亲疏远近之别。如今与黛玉同处贾母房中,故略比别的姊妹熟惯些。既熟惯,便更觉亲密;既亲密,便不免有些·不·虞·之·隙(《孟子·离娄上》作“不虞之誉”),·求·全·之·毁。(《红楼梦》第五回)
  (6)停了一会,闹声稍定,只听那台下正座上,有一个少年人,不到三十岁光景,是湖南口音,说道:“当年读书,见古人形容歌声的好处,有那‘·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话,我总不懂。空中设想,余音怎样会得绕梁呢?又怎会三日不绝呢?及至听了小玉先生说书,才知古人措辞之妙。每次听他说书之后,总有好几天耳朵里无非都是他的书,无论做甚么事,总不入神,反觉得‘三日不绝’这‘三日’二字下得太少,还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二字形容得透彻些。”旁边人都说道:“梦湘先生论得透辟极了,·于·我·心·有·戚·戚·焉。”(《老残游记》第二回)
  这些加点的话都是从古代的文言典籍里借来的。(四)有的体裁在文言和白话之间摇摆,想干干脆脆说它算文还是算白有困难;两属,当中砍一刀,也困难。最明显的例是乐府诗和曲子词。问题来自时间的早晚。早期的作品来自民间,依照我们文学史的传统,不能不算白话。可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一是有可能不是很早的,二是大多是经过文人修润的。修润,总会由俗而渐渐移向雅,或者说,文气加重。要重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不再算白话?还有,文人仿作,也总是越来越文,是都算文言呢,还是文到相当程度才算文言呢?这类问题,我们翻阅《乐府诗集》和《敦煌曲子词集》之类,如果目的只是欣赏,当然可以不管,或者想不到;如果想分辨文言和白话,那就躲不开。怎样处理才合适,留到下面第14.2.2节谈;这里为了说明问题的性质,举下面两类作品为例。
  (7)乐府《相和歌辞·江南曲》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古辞)《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下两首同)
  桂楫晚应旋,历岸扣轻舷。紫荷擎钓鲤,银筐插短莲。人归浦口暗,那得久回船。(梁简文帝拟作)
  艳唱潮初落,江花露未晞。春洲惊翡翠,朱服弄芳菲。画舫烟中浅,青阳日际微。锦帆冲浪湿,罗袖拂行衣。含情罢所采,相叹惜流晖。(唐刘希夷拟作)
  (8)词《菩萨蛮》
  霏霏点点回塘雨,双双只只鸳鸯语。灼灼野花香,依依金柳黄。盈盈江上女,两两溪边舞。皎皎绮罗光,轻轻云粉妆。(《敦煌曲子词集》)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去来难,教君恣意怜。(李煜作,见《南唐二主词》)
  银河宛转三千曲,浴凫飞鹭澄波绿。何处望归舟?夕阳江上楼。天憎梅浪发,故下封枝雪。深院卷帘看,夜怜江上寒。(周邦彦作,见《片玉集》)
  每类三首,按时间早晚排列。早的一首,无论由出身看还是由文字看,算白话,推想多数人会同意。晚的一首相反,同样根据出身和文字,大概应该算文言。如果这两端的都定了性,中间的呢?不戴有色眼镜,我们似乎不能不说它是骑墙派,向一边推算白话可以,向另一边推算文言也未尝不可。(五)还有一种情况是,文言和白话,不同的作品在文白的程度上常常不相等,而是有的纯粹,有的不很纯粹,有的甚至很不纯粹。这是因为,文言和白话都有不同的体裁,出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作者。如果两种作品,一文一白,行文都纯粹,由语言方面看就距离远;如果都不纯粹,由语言方面看就距离近。距离近,也会使文白的界限显得模糊。如:
  (9)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当饱吃饭了便睡,睡了又吃饭。”
  一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吾来庐山,闻马道士善睡,于睡中得妙,然吾观之,终不如彼措大得吃饭三昧也。(苏轼《东坡志林》卷一《措大吃饭》)
  (10)乌帽鹑衣犊鼻裈,风流犹自傲王孙。三都赋后才名重,百尺楼头气岸尊。手不太真休捧砚,眉非虢国敢承恩。佳人端的书中有,老大梁鸿且莫婚。小生韩世勋,茂陵人也。囊饥学饱,体瘦才肥。人推今世安仁,自拟当年张绪。虽然好色,心还耻作登徒;亦自多情,缘独悭于宋玉。不幸二亲早背,家道凌夷,四壁萧然,未图婚媾。赖有乡达戚补臣,系先君同盟好友,自幼抚养成人,与他令郎戚友先同窗肄业。今乃元旦之日,须要整肃衣冠,候他出来贺岁。(李渔《风筝误》第二出生上场白)
  例(9)是文人的笔记,照例算文言;例(10)是戏曲的宾白,照例算白话。可是我们读了,会觉得后一例文气更重;或至少要承认,前一例是离白话近的文言,后一例是离文言近的白话。两者靠近,如果近到难解难分,文白的界限问题就更复杂了。
  (六)更麻烦的是还可以找到一些,像是处于文白之间,推向哪一方都不能水乳交融。这方面的例,吕叔湘先生在《文言和白话》一文中举了不少,前面第2.1节曾引用其中的两个,都来自文言典籍;这里再补充一些来自其他方面的。
  (11)佛告阿难:“汝行诣维摩诘问疾。”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时,世尊身有小疾,当用牛乳,我即持钵诣大婆罗门家门下立。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阿难!何为晨朝持钵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故来至此。’维摩诘言:‘止,止,阿难!莫作是语。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会,当有何疾?当有何恼?默往,阿难!勿谤如来,莫使异人闻此粗言,无令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斯语。阿难!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岂况如来无量福会普胜者哉!行矣,阿难!勿使我等受斯耻也。外道梵志若闻此语,当作是念:
  何名为师?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诸疾人?可密速去,勿使人闻。当知,阿难!诸如来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为世尊,过于三界;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堕诸数。如此之身,当有何疾?’时我,世尊!实怀惭愧,得无近佛而谬听耶?即闻空中声曰:‘阿难!如居士言,但为佛出五浊恶世,现行斯法,度脱众生。行矣,阿难!
  取乳勿惭。’世尊!维摩诘智慧辩才为若此也,是故不任诣彼问疾。”(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
  (12)昔南天竺有一大国,号舍卫城。其王威振九重,风扬八表,三边息浪,四塞尘清。辅国贤相厥号须达多,善几策于胸衿,洞时机于即代。人称柱石,德重盐梅。每以邪见居怀,未崇三宝;不贪荣位,志乐精修。家有子息数人,小者未婚妻室。时因节会,忽自思惟:“吾今家无所之(乏),国内称尊,小子未婚冠,理须及时就礼。
  本国若无伉俪,发使外国求之。”当日处分家中,遂使开其库藏,取黄金千两,白玉数环,软锦轻罗,千张万匹,百头壮象,当日登途。“君须了事向前,星夜不宜迟滞,以得为限,莫惜资财。但称吾子之心,回日重加赏赐。”
  拜别已了,唯诺即行,日夜奔波,即达前所。巡街历巷,注耳倾心。(《敦煌变文集》卷四《降魔变文》)
  (13)那才子姓唐名寅,字伯虎,聪明盖地,学问包天,书画音乐,无有不通;词赋诗文,一挥立就。为人放浪不羁,有轻世傲物之志。生于苏郡,家住吴趋。做秀才时曾效连珠体,做《花月吟》十余首,句句中有花有月,如“长空影动花迎月,深院人归月体花”,“云破月窥花好处,夜深花睡月明中”等句,为人称颂。本府太守曹凤见之,深爱其才,值宗师科考,曹公以才名特荐。(《今古奇观·唐解元玩世出奇》)
  (14)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玄德下拜曰:“汉室末胄,涿郡愚夫,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昨两次晋谒,不得一见,已书贱名于文几,未审得入览否?”孔明曰:
  “南阳野人,疏懒性成,屡蒙将军枉临,不胜愧赧。”二人叙礼毕,分宾主而坐,童子献茶。茶罢,孔明曰:“昨观书意,足见将军忧民忧国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疏,有误下问。”玄德曰:“司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语,岂虚谈哉?望先生不弃鄙贱,曲赐教诲。”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谈天下事!二公谬举矣。将军奈何舍美玉而求顽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开备愚鲁而赐教。”(《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
  (15)露寒烟冷庭梧坠,又是探秋时序。空闺独坐,无人存问,愁肠万缕。怕到黄昏后,窗儿下甚般情绪。映湖山左,芭蕉几叶,空阶静散疏疏雨。一自才郎别后,尽自家凭栏凝伫。碧云点淡,楚天空阔,征鸿南渡,飞过蒹葭浦。暮蝉噪,烟迷古树。望野桥西畔,小旗沽酒,是长安路。(《董解元西厢》卷四)
  (16)〔缑山月〕金粉未消亡,闻得六朝香,满天涯烟草断人肠。怕催花信紧,风风雨雨,误了春光。〔锦缠道〕望平康,凤城东千门绿杨。一路紫丝缰,引游郎,谁家乳燕双双。隔春波,碧烟染窗;倚晴天,红杏窥墙。一带板桥长,闲指点茶寮酒舫,听声声卖花忙,穿过了条条深巷。插一枝带露柳娇黄。〔雁过声〕端详,窗明院敞,早来到温柔睡乡。鸾笙凤管云中响,弦悠扬,玉丁当,一声声乱我柔肠。翱翔双凤凰。海南异品风飘荡,要打着美人心上痒。〔小桃红〕误走到巫峰上,添了些行云想,匆匆忘掉仙模样。春宵花月休成谎,良缘到手难推让,准备着身赴高唐。(孔尚任《桃花扇·访翠》生唱)
  (17)雨霏霏店舍无烟。榆英飞钱,柳线搓绵。绿水人家,残花院落,美女秋千。沽酒春衣自典,思家客子谁怜?第一桥边,恋住流莺,不信啼鹃。(张可久《双调·折桂令》〔湖上寒食〕。见隋树森《全元散曲》,下一首同)
  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东风草
  绿,残照花开。怅然孤啸,青山故国,乔木苍苔。当时明月,依依素影,何处飞来?(倪瓒《黄钟·人月圆》)
  (18)少年早挂紫罗衣,美貌佳人作众妻。画戟横挑胡虏惧,绣旗远布姓名奇。人间富贵荣华尽,膝下芝兰玉树齐。美满良缘留妙迹,过百年,又归正果上清虚。虽然说,风流一世无惆怅,尚有余情未尽题。郑氏如昭商客女,于归谢府作偏妻。德性温柔无妒忌,仁心慷慨少嫌疑。敬公姑,晨昏不缺饥寒礼;和姊妹,闺阁无争大小仪。如此为人真可羡,正应该,同胶似漆作夫妻。偏怀身孕临盆晚,谢玉辉,暗信谗言致见疑。便令贤人怀抱恨,冤情虽白怨犹遗。若非生子如亲父,一旦清明化作虚。长斋一世修真性,得作仙宫执拂姬。虽则上天成正果,前生景况尚依依。更兼美妇陈芳素,也得修行上太虚。玉皇封作焚香女,一点痴心未肯离。这时候,早已大元登九五,英明世祖定华夷。江山传至元朝帝,新主龙飞国礼齐。异域来朝真大治,边疆不扰果咸宜。九重有德天心顺,要选英才佐衮衣。(陈端生《再生缘》第一回)
  (19)苏人有二婿者,长秀才,次书手,每薄次婿之不文。次婿恨甚,请试。翁指庭前山茶为题,咏曰:“据看庭前一树茶,如何违限不开花?信牌即仰东风去,火速明朝便发芽。”翁曰:“诗非不通,但纯是衙门气。”再命咏月,咏曰:“领甚公文离海角?奉何信票到天涯?私度关津犹可恕,不合夤夜入人家。”翁大笑曰:“汝大姨夫亦有此诗,何不学他?”因请诵之,闻首句云“清光一片照姑苏”,哗曰:“此句差了,月岂偏照姑苏乎?须云照姑苏等处。”(冯梦龙《笑府》,下一则同)
  有贫士馁甚,见市有鬻馒头者,伪大呼仆地。主人
  惊问其故,曰:“吾性畏馒头。”主人因设数十枚于空室中,而闭士于内,冀相困以为一笑。久之寂如。乃启门,见其搏食过半,诘之,则曰:“不知何故忽不觉畏。”主人怒叱曰:“汝得无尚有他畏乎?”曰:“无他,此际只畏苦茶两碗。”
  (20)知道了,应如此者。百凡悉照此据实无隐,自然永久蒙联之眷注也。勉之!检举一摺留中,俟张楷来面询。张楷甚不妥协,朕欲黜其江苏之任。观其一切奏对,悉属悖谬之极。江苏官民作何评议,及伊居官实迹,如何之处,尔其据实奏闻。(雍正《朱批谕旨》第一册,下一条同)
  朕日理万机,刻无宁晷,毫不体朕,且值岁底事繁,那得工夫览此幕客闲文!况朕屡经训谕,只待秋成,方可释怀,冬雪不过来年预兆耳,何至如此夸张声势!观汝并无兢业之心,若屡训不悛,则为下愚不移矣。
  例(11)是佛经译文,本意要通俗,却不能脱离文言的格调。例(12)是变文,当然更要通俗,可是因为不像译经,还受原文的拘束,所以受文言的影响常常更深。例(13)是拟话本,已经不像早期的话本那样要记口所说,所以文言的格调就多起来。例(14)是章回小说,有不少出于文人或经过文人修润,而有的文人并不注意用白话,所以就很容易成为文诌诌了。例(15)是诸宫调,例(16)是戏曲,都是有说有唱,唱词求雅,就不能不大量地借用文言的修辞手法。例(17)是散曲,例(18)是弹词,无论用意还是措辞,都在通俗和典雅之间摇摆。例(19)是笑话,中古以后,内容和用语都求通俗,可是究竟是经过文人之手才成为书面,所以其中不少还是搀有较多的文言格调,例(20)是皇帝对奏本的批示,看样子是想随口说,可是因为亲近文言惯了,下笔还是离不开之乎者也。所有以上这些都处在文白的交界地带,因而算文言算白话都有理由,原因是都可以找到词汇和句法方面的正面证据;但又都有困难,原因是也都可以找到词汇和句法方面的反面证据。文白界限有时候会成为麻烦问题,主要就是由于有这些稳坐在中间,推向哪一边都不合适的作品。

  2.2文言难于定义
  有不少事物,常常是看来清楚,一思就出现问题,再思就问题更多。文言就属于这类事物,它指什么,具有什么性质,好像都清清楚楚,可是想用一两句话说明它,也就是给它下个定义,却很不容易。不容易,是因为有些路看来可以通行,细想却又是布满荆棘。

  14.1.3文言惯于越界
  由上一节的例证可以看出,文言和白话界限不清,主要
  是文言越界,混入白话,而不是白话越界,混入文言。所以会这样,原因很简单,是“五四”以前,一直是文言势力大。这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文言有以秦汉作品为标本的相当严格的词汇句法系统,这“严格”有闭关自守性,系统之外的表现方式很难闯进来。例如叙事追述以前的情况,文言通常用“初”引起,就决不能改用“以前”。其二是文言有“雅”的声带,执笔为文的人,包括阶层不高的,总是愿意照用旧调。这风气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灭绝,如请人来还是要写“光临”。其三是用某种格调惯了,换个格调反而觉得费力。正面的,隋朝李谔是个好例,他大声疾呼反对骈体,可是那篇奏章用的是清一色的骈体。反面的,“五四”时期高呼文学革命的那些人是个好例,他们决心改用白话,可是起初总是力不从心,反而不如用文言得心应手。元明以来许多白话作品杂有文言格调,除了有意求雅以外,文人熟悉文言,因而不知不觉就之乎者也,想来是个最重要的原因。其四是文言的许多修辞手法有较强的表现力,这有如好的工具,人都愿意用,甚至不能不用。举两种为例。一种是情景交融的写法,诗词里最常见,有不少并且很出色,戏曲的唱词正好也想这样,所以就吸收进来,成为“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旦唱)另一种是对偶,白话作品里几乎到处都用,如“妾身姓李,表字贞丽,烟花妙部,风月名班;生长旧院之中,迎送长桥之上;铅华未谢,丰韵犹存。养成一个假女,温柔纤小,才陪玳瑁之筵;宛转娇羞,未入芙蓉之帐。”(《桃花扇》第二出小旦白)这两处都要出诸口,诉诸耳,尚且这样,写出供眼看的就更不用说了。
  文白界限不清,除了文言势力大之外,旧时代的人没有“五四”时期那样划清界限的思想也是个原因。早期的白话是记说话人的口所说,所以不能不随着口语走。但这随着只是情势使然,不是思想上要求这样。后来情势不同了,记口说变为文人写,既然思想上不要求划清界限,那就总是随文人自己的习惯,怎样方便就怎样写。这有成为纯粹白话的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是容纳或多或少的文言成分。因为照那时候的看法,即使有意要求通俗易懂,也不会想到必须同于口语的白话才通俗易懂。换句话说,在他们眼里,兼用些浅近的文言是同样通俗易懂的。总之,文白界限不清,十之九是由于文言越界,可是这越界不是侵入,而是受到欢迎才混进去的。

  2.2.1以脱离当时口语为标准有例外
  最容易想到的一条路是“脱离口语”。这同“文言”一名的意义相合,文是文诌诌,是只见于文章,都表明它不同于口语。可是口语有时间性,以脱离口语为定义,我们必须先确定口语的时间性。一种最合情理的想法是指当时的口语。但这会碰到两个困难。其一,请看下面的文字:
  (1)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尚书·汤誓》)
  (2)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两段都是记言,前一段,即使不全是商初的言,也总是周早期的言;后一段,即使不全是春秋末的言,也总是战国初的言。看语气,又都是描摹说话,不是作文章。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推断,这和当时的口语,即使未必合一,也总是很接近。如果我们以“脱离当时口语”为文言的定义,显然,我们只好说这两例的文字是白话。但这就必须放弃我们千百年来死抱住不放的旧看法——说这是文言。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其结果就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有的文言并不脱离当时的口语。有人也许会说,这样定义即使有少量例外,但大体上是对的。情况也确是这样,因为在我们的文献库存里,中古以前,不脱离当时口语的实在是凤毛麟角。不过我们这里是说定义,定义的内容要无往而不适用,只是“大体上”,容许例外,那就不成其为定义。其二,假定我们为了维护定义的完美性,连千百年来死抱住不放的旧看法(即说《尚书》《论语》之类是文言)也放弃,那就还有个困难,也不容易克服,就是,给古白话和文言在时间上划个界限。例如说《论语》不是文言,也是记言体的《孟子》呢?这里最麻烦的是,我们只知道,书面上的文字,从商周下传,同口语的距离逐渐由近而远,而不能确切知道,某一时期(如写《左传》的时候)远到什么程度,以及远到什么强度才可以算作文白分家。不能确知,这个脱离当时口语的定义就苦于是尺而有时(如战国时期)量不准。

  14.2.1文白有不同面目
  以上说文白界限不清,意思是在一部分作品里有混杂现象,这同说文白没有区别是两回事。其实,我们说文白有混杂现象,就是已经承认文白有区别,因为如果没有区别,那就是一而不是二,就无所谓混杂了。文言和白话,性质不同,各有特点,这在前面已经多次谈过。这里再总的说一下,如果取大舍小,我们应该说,文言和白话是有明显的区别的。理由可以举出很多。最重要的当然是词汇句法系统,文言有自己的一套,白话另有自己的一套,其中相当多的部分,两者不能通用。分辨这不能通用的异点很重要,就像分辨两个人一样,他们同属于人类,自然同点很多,但我们能够认识,一个是张三,一个是李四,因为他们总是同中有异。文言和白话也是这样,如“吾谁欺”是文言,“你生气啦”是白话,“谁”“欺”“生”“气”几个字,文言和白话通用,可是还有不通用的,吾,白话要说“我”,谁欺,白话要说“骗谁”,你,文言要说“君”“汝”等,生气,文言要说“怒”,啦,文言没有这样的语气词。就这样根据异点,我们很容易断定,一部书,一篇文章,是文言还是白话。甚至少到一两句话也是这样,如“须臾,蛇不见了”(《三国演义》第一回),“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牡丹亭·惊梦》),我们能够分辨,“须臾”和“断井颓垣”是文言,“蛇不见了”和“似这般都付与”是白话。也就因为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在我们的文献库存里,文言作品和白话作品照例分作两堆,这表示,依照常识,文言和白话是有明确的界限的。此外,“五四”以来一些老作家的笔下也可以为证,他们常常是,写供多数人看的用白话,写供少数人看的(如书信)或仅仅备忘的(如日记和札记)用文言,这表示,在他们的心目中,以及实际上,文言和白话确是不同的两套语言。

  2.2.2以不同于现代语为标准有例外
  近年来,我们常常把文言和现代语看作对立的两种语言;有时用带点学术味道的名称,现代汉语——古代汉语,那对立性就更为明显。这样对立并举,意思大概是,现代汉语是现代人用的,古代汉语是古人用的,两者迥然不同。“不同”有程度深浅的分别:深可以深到全不通,如汉语和外语;浅的只是不全通。显然,文言和现代汉语的差别只是不全通。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想到一些文献材料,如:
  (1)正见慈母独坐空堂,不知儿来,遂叹言曰:“秋胡汝当游学,元期三周,何为去今九载?为当命化零落?为当身化黄泉,命从风化?为当逐乐不归?”语未到头,遂见其子,身着紫袍,在娘前立。恐娘不识,走入堂中,跪拜阿娘:“识儿以不?儿是秋胡。今得事达,报娘乳哺之恩。”其母闻儿此语,唤言秋胡:“我念子不以为言,言作隔生,何其面叙。娘乐子黄金缯彩,不是恋汝官荣,愧汝新妇,九年孤眠独宿。汝今得贵,不是汝学问勤劳,是我孝顺新妇功课。”使人往诣桑林中,唤其新妇。未及行至路傍,正见采桑而回,村人报曰:“夫婿见至,奉婆处分,令遣唤来。”含笑即归,向家与夫相见。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秋胡变文》)
  (2)莫道今日谩诸人好扼理,不得已向诸人道,遮里作一场狼藉。忽遇明眼人见,谓之一场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问你诸人,从上来有什么事,欠少什么,向你道无事,亦是谩你也。须到遮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头,问自己心里,黑漫漫地,明朝后日大有事在。你若是根性迟回,且向古人建化门庭,东觑西觑,看是个什么道理。汝欲得会么,都缘是汝自家无量劫来,妄想浓厚,一期间人说着,便生疑心。问佛问祖,向上向下,求觅解会,转没交涉。拟心即差,况复有言?莫是不拟心么,更有什么事?珍重。(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九,云门山文偃禅师语录)
  一般通文的人如果不研究中古语,念念,一定会感到生疏,有些地方不能确知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不全通。可是我们都承认这是白话,不是文言。可见给文言下定义,光是以不同于现代语为标准也不行。

  14.2.2划界的原则及其运用
  文言和白话有明显的区别,断定某些文字(包括长篇和
  短句)是文言还是白话就有了依据。下面就用这个依据,谈谈文白界限的处理问题。
  可以先开除现代白话,因为现代白话很少文白界限不清的问题。前面第11.2节说过,现代白话打倒了文言,已经取得独霸地位。这样,文言销声匿迹了,自然就不会再出现越界现象。这意思还可以说得具体一些。“五四”前后,积极参加文学革命的那些人都会文言,可是他们拿起笔,时时不忘革命,就是说,要视文言如仇,所以笔下不容易混入文言的格调。下一代以及下两代,有的接触过文言,有的没接触过文言,总之,与老一代相比,都是不通文言,自然也就不会用文言表情达意。就因为这样,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白话作品都是纯粹的白话(意思只是非文言格调的白话,不是同于口语的白话),几乎没有文白夹杂的。文白不夹杂,划界就非常容易,或者说就不再有划界问题,因为都要放在白话那一边。有人也许会说,事实上是还有文白夹杂的,如吕叔湘先生在《恶札二例》(《语文学习》1984年6月号)一文里就举过两篇,下面是其中的第二篇,题目是《牡丹园记》。
  ……黎明闻鸡而起,踏星光去赏国色天香,原非我们之意;但主人告诫我们说:天明后观牡丹者车水马龙,如不捷足先登,你们只能看千人之面孔,而不能赏牡丹之百姿了。主人意笃情挚,我们用冷水洗面,以却倦意,后驱车离旅舍而去。向东疾行约十余里,忽闻一股浓烈的幽香穿窗口而来——车停,此即曹州方圆千亩的牡丹园了。
  星落霞升,借东方晨曦之微光,首见路旁彩牌矗立,彩牌上横书“曹州牡丹园”,五个金字龙飞凤舞,使人联想到是笔者赏花归来时的春风得意之作。迈进彩牌红柱,见绿叶层叠如海;乍起晨风,抖起绿叶如大海涌潮;牡丹娇羞妩媚,像披着七彩霓裳的丽人在对着碧波装扮……
  这确是文白夹杂,但考虑文白界限问题的时候可以不管,因为那是从文言里捡拾一些套语硬往白话里塞,成为“不通”的白话,我们处理的是合格的“作品”,不通的不能算数。
  把现代白话撇开,界限问题就只剩下古白话和文言之间的。显然,作品还是多到数不清,所以谈定性,谈划界,只能涉及一些原则,而不能个个过关。所谓原则,就是遇见某种情况,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处理。总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就是多注意词汇和句法方面的特点,据实陈述而不随心所欲或人云亦云。运用的时候,这总的原则可以变化或划分,那就成为以下这些。
  一是“从众”的原则。这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要重视格局,就是看基本架子是文言还是白话。如元杂剧的曲词,有些吸收文言词语不少,可是格局是白话,文言成分是拿来放在白话的格局里,所以总的可以算作白话。二是由数量方面看,不管是一篇还是一句,如果多数是文言,少数是白话,总的可以算作文言,反之可以算作白话。
  二是“归类”的原则。根据来源、用途等的不同,作品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如小说和戏曲。类有大小,如戏曲是大类,杂剧是小类。归入一类的作品有类的同点,如戏曲都有白有曲。类越小,同点越多,如杂剧都是限定四折,传奇不是这样。类的同点包括用语,因而断定某作品是文言还是白话,也可以参照类的性质。举例说,变文,有些是文诌诌的,如果文的程度不太严重,考虑到类的性质,我们就无妨把它算作白话。戏曲的宾白也是这样,如果文的程度不太严重,也应该算作白话。三是“分治”的原则。给文言和白话划界,定作品的性
  质,首先当然要对付整体。整体有大小。大的,如说二十几种正史都是文言的,话本系统的小说都是白话的。缩小一些,如说《资治通鉴》是文言的,《镜花缘》是白话的。再缩小,可以说某一篇文章是文言的,某一则故事是白话的。还可以更缩小,打破整体,说某一句话是文言,某一个词语是白话。这样分层次,整体和部分,在文白的性质方面可以调和,但更大的可能是不能调和,就是说,也许文言中有少量白话,或白话中有少量文言。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采取分治的办法,如《世说新语》,可以说整体是文言,其中某些部分是白话;
  戏曲的宾白,可以说整体是白话,其中某些部分是文言。四是“随缘”的原则。这主要是对付上面第14.1.2节第(六)项提到的那些算文算白都不合适的情况。那类作品是坐在文白的中间,我们与其费力向两边推而推不动,无宁承认现实,同意它们坐在中间。这种脚踩两只船的作品,几乎都是常识认为属于白话那一堆的,而且大多是较小的个体,所以数量不大。但伤脑筋的是制造的麻烦不小。坐在中间,使我们不能一刀砍断,是麻烦。放在中间,许多人未必同意,也是麻烦。后一种麻烦牵涉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然不是这里所能解决的了。
  五是“放松”的原则。这比上一个原则又退一步,是近于不求甚解。不求甚解,是因为有少数文字(一般是简短的),就是难于断定是文言还是白话。上一节曾说,文言和白话有同有异。这样,至少在理论上,一个短句可以只有同点而没有异点,那就不能断定它是文言还是白话。另一种情况是,我们对古人的语言,并不时时处处都清楚,例如晋人杂帖和《世说新语》中有些话,在当时是文言还是白话,我们常常不能确切地知道。还有一种情况是文白可以转化,如“宁馨儿”,在《世说新语》里是白话,到《聊斋志异》里就成为文言;反面的例是有不少词语,尤其是很多成语,出于文言,可是已经化入白话。此外,可以推想,只要常接触书面,我们总会遇见不少难于分辨文白的情况。分辨不清,难于定性,根据总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似乎只有安于不知为不知才是上策。
  文白界限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问题来自无数的各式各样的具体作品,因而以几个概括原则为尺度去量一切,有时候是还会遇到麻烦的,但推想不会很多。

  2.2.3以口语为标准随机应变不妥
  但是,脱离口语偏偏是文言的最重要的性质,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白话是现代人可以用听觉去了解的,……文言是现代人必需用视觉去了解的。”(《文言和白话》)重要,难41文言和白话于割舍,似乎就不如设法调停,用个就事论事的办法,说文言是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言,所谓脱离,或者是脱离当时的口语(也就必致脱离现代的口语),如《史记》《汉书》之类;或者是脱离现代的口语,如《尚书》《论语》之类。这办法近于对症下药,由功效方面看相当好,它使我们能够断定,《史记》《汉书》之类是文言,《尚书》《论语》之类也是文言。不过这样东食西宿,理论上有问题。其一,我们怎么知道,对付《史记》《汉书》之类可以用“当时的口语”,对付《尚书》《论语》之类不能用“当时的口语”?很明显,那是因为先确诊了“症”,所以知道应该用什么药,就是说,因为早已认定《尚书》《论语》之类是文言,《史记》《汉书》之类也是文言,所以其后才决定用“现代的口语”对付前一个(不这样,《尚书》《论语》就可能成为白话),用“当时的口语”对付后一个。这是因果倒置,或先斩后奏。其二,作为定义,提出的本质属性不能适用于同类事物的全部,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2.2.4从时间方面分辨不明确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主张改用白话写,说文言是古人用的死语言,白话才是现代人用的活语言。这是从时间方面说明文言和白话的分别,错不能算错,可是意思不够周密,也没有触及要点。因为,一,古人写的不尽是文言;章太炎、王国维等不能算古人,可是写的仍旧是文言。二,死语言,就算早已死了,如果把它看作研讨的对象,总该说明它究竟是具有什么性质的语言,才能使人有个明确的认识,只是从时间方面说它已成过去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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